对联里的烟火气
先说说杀猪的。
中国人的第一副春联，一般认为是五代后蜀国主孟昶所作的“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但其后的三百余年，中国人一直没有形成贴春联的习俗，直到一个草根皇帝的出现，才打破了这一局面。这个草根皇帝就是朱元璋，他放过牛，当过和尚，没有读过什么书，但他有一个爱好，喜欢写对联。
可就有这么一家，年根底下门口空落落，红纸一张没有。朱元璋换了便衣出门打转，往那一站，脸就板起来了。接下来这段，既好笑，又有点带刀子的气味儿。
屋里头人是个干粗活的，杀猪的，还给公猪做“手术”的。你想，他能写出多漂亮的吉利话？人家也不是不想贴，只是不开口怕丢人。一听问话，慌里慌张地说：我脑子里都是刀光血影，哪会抖文采。这下反倒把朱元璋逗笑了。这个泥腿子出身的皇帝，最吃这一套。他想了想，抬手就替人家搭了个句式：上句说两只手把生和死的路给劈开；下句呢，一刀落下，连“是是非非”的根都给断了个干净。你看，粗而不俗，既替人撑门面，又挤眉弄眼地把行当的“狠”和“巧”写透了。
这事若搁我们身上，可能也会偷着乐：哎，这皇帝，竟然懂我。对联这玩意儿，真是个怪东西——两行字，照见人心气。朱元璋爱摆弄它，一来是图个热闹，二来，他太知道底层人的那点心思：年关，贴两句，抬抬运气。
说完杀猪的，拐个弯，去看棺材铺。这个行当，古来就落灰尘，谁都怕沾上半点。嘴上不提“死”字，换着法子绕过去，叫“长生”“寿材”，好听是好听，意思是都巴望亲人走得体面。可门口要不要贴两行？贴什么？有一家铺子，出手很实在。他们家的意思，大概就是：这买卖挺稀罕，人人见了我都躲，可谁到头来又离不开我。听着刺耳吧？可这就是旧社会的逻辑——避忌和现实，抻来扯去，最后仍是要落在木板与白布上。
我小时候跟外祖父去过一次村口的棺材店，木香直冲鼻子，老板手指头上都是老茧。他说话慢，像下木榫子，字字都扎实。那时候我就明白，世上有些岗位，是替别人扛难的。对联贴在门楣上，反而像给自己壮胆：我不吉不凶，我只是干我的活。
再讲个冷门的——厕所边的联。你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也要贴？偏有人就贴过。清代有个爱搜奇的人，记下了一副意思很妙的话：大概是说，老辈子的人连在茅坑边都舍不得糟蹉时间；而且有人还讲，所谓大道理，在哪里都能找到，哪怕在那最不体面的地方。前半句里，绕不开欧阳修。他写文章的诀窍，有“三个地方”：马背上、枕头边，还有蹲在那儿的时候。你说生动不？想法子的时候人最松，灵感就容易钻出来。钱家那个爱读书的公子也差不多，坐着看经史，躺着翻故事，蹲着顺手看点短小的词句。你不能说他不上心，反倒是把生活每个缝隙都抠出来，塞点读书进去。后半句这“道”啊，就是那位喜欢拿虫子、草子来打比方的庄子，他的口头禅：不挑地方，哪儿都在。
这么一解释，厕所边的两行字就不“脏”了，甚至有点俏皮：别小瞧这一方阴暗处，人活着的学问，就藏在这些常常被我们嫌弃的角落里。说句闲话，现在人上厕所也不闲着，刷手机看视频，倒跟古人“厕上构思”遥遥相望——只是我们大多在“消遣”，他们大多在“积累”。差别，就在这一个念头。
当代也并非没有这类巧思。广西柳州有个公园，公厕门口的两行话，走近一看，土得掉渣，却让人会心一笑。它不引经据典，就好好说人话：男左女右，别走错门；入了门，好好解决，完事儿请把卫生搞利索。这话说得直白，偏又温柔，像老邻居在门口冲你摆摆手：行个方便，讲点规矩。
绕回生意经。从古到今，开门做买卖的，谁不盼着门口人头攒动、柜里铜钱叮当？明代有位商人，心气不小，琢磨着要借一把名人的光，他请了唐伯虎来写联。唐伯虎这人，嘴皮子利索，笔下也会挑逗。他先给了一副四平八稳的——大意是：买卖像春日那样蓬勃，财气像泉水那样不止。听着很顺耳，放哪都合适。可这位老板不乐意，他要的是能一眼抓住人的那种火爆劲儿。
唐伯虎心里明白，客人爱“夸张”，那就索性“放大”。于是又写一副，画面感就来了：门前顾客，多得像闷热天气里的小飞虫，一拨接一拨地进出；夜里清点钱财，像寒冬挠虱子，越挠越起劲。你说粗不粗？粗，可真有生命力。老板读完，笑皱了眉眼。生意场上，有时就得这么夸张，夸张里藏着愿望，也藏着胆气。
话说回来，对联为什么迷人？不就是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牵在一起，让你忍不住多看两眼，多想两秒。朱元璋懂这个道理：拿杀猪人的刀口，写出人生的“是非”；棺材铺懂：用避讳，戳破生死的日常；写厕所联的读书人更懂：把臭气腾腾的地方，变成书页的边角。唐伯虎当然也懂，他拿虫子与虱子把“钱”说得热闹，直抵欲望深处。这一进一退，都是“人味”。
我常觉得，对联像一扇小窗。平日你走得急，风从耳边呼啦啦地过去，不会想到抬头看。可某一瞬间你看到了，短短两句，能给你点灯。乡下老屋的门楣上，红底黑字褪了色，字里行间仍旧有热度——有人在过日子，有人盼个好年景，有人在苦里抠乐子，也有人在晦气里寻个理儿。
再说回那个杀猪人。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拿那副“有刀气”的句子去教儿子：别怕出身，手上有活，心里有数。至于棺材铺的那家，可能在某个飘雨的黄昏，又有人推门进来，轻声说一句：给我父亲选一口。老板抬头，不说“死”，只说“挑个结实的”。至于那公园的厕所，几个红漆字被阳光晒得发白，仍提醒着陌生人：男女分开，进退有序。唐伯虎写罢那串“飞虫”和“虱子”的比喻，转头去小酒馆喝酒，他也是个要吃饭的人。
我们总说传统文化有多宏大，可落到地上，它也就藏在这些微小处。贴不贴，写不写，怎么写——答案往往不在书房，在生活里。你说，对联到底是给别人看的，还是给自己看的？又或者，两行字贴上去，真正被照亮的，是我们自己心里那点小小的盼头与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