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刘邦逼杀项羽，一统天下后，本打算定都洛阳，但经过娄敬和张良劝谏，最终定都关中。
可真把都城往关中一放，麻烦就来了：秦人的旧宅子被烽火烧得七零八落，宫殿哪儿去？朝会在哪儿开？一个新皇帝，站在废墟边上，得先想怎么把砖头一块一块码起来。刘邦身边那个最会管家的萧何，被叫去“打地基”，选了龙首原那条高地当骨架，拿地形去“画”一座城。
南边靠着沉沉的秦岭，北边是缓缓东去的渭水；往东有函谷关把守，西头又能一路接连丝路的驼铃。这地方，四面都有险要，肚子里又是良田万顷，说白了——打得下来，守得住，还能养得起人。萧何在这种地势上，先搭了个雏形，后来才慢慢长成“长安”。
你要问为什么大唐一到，长安就更显得张扬？换个时代，就要换个气派。唐人觉得，帝国的门面不够阔，外邦瞧着都不踏实，于是干脆把格局拉满。城墙绕城一圈，二十五点七公里；四个方向各开三门，一天十二个时辰，十二道门对着天的节律，礼制、气象都照顾了。城中棋盘似的布局，坊市分开，井井有条。以朱雀大街为中轴，往北是宫殿群的高地，太极宫、大明宫像两座拱卫的山；中间一层是皇城，南边再让位给市坊，像把一整套“秩序”摆在了地面上。
坊门早上开，晚上关，人间的热闹就被关在规矩里。白天叫卖，夜里归于安静。你若闭上眼，能想见朱雀大街上，马蹄声、车轮声、人语声织在一起，远处宫阙的影子扑在地上，天子坐在金殿里，外头的人等着投帖、进贡。那些诗句里的盛世，不是空话，是带着油烟味的日常。
城墙这件东西，最会“长年累月”。唐后几百年，修的修、补的补，样子变了几回。如今绕一圈测量，大概十三点七四公里，垛口密密，马面一座接一座，敌楼、角楼错落，像一条有鳞有骨的巨兽蜷着身子。不只打仗的时候用，它还是城市的边框，提醒你：里面是我们，外面是远方。
我第一次站上西安的城墙，是个雨后的清晨。城砖被雨水洗过，颜色发深，接缝处还能看到那点“偏方”——把糯米熬浆同石灰拌了，灌进砖缝里，硬得跟钢筋一样。古人的聪明，往往藏在看不见的地方。雨水慢慢退去，墙脚边形成一片浅浅的镜子，把城楼倒过来映在里面，好看得有点不真实。
时间往前跳一大步。朱元璋在登基那年动了念头，把“大兴”这个名字挪走了，换成了寓意平定西北的“西安”。此后花了八年，按着明人的尺度，把城墙重新收拾起来——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条壁垒，就是那个时候立起来的。明人爱稳妥，讲究一层套一层的防守：外头有护城河，进门先有个瓮城兜着，箭楼看守着，闸楼像喉结，能把通道掐住，最后才是真门让人进出。你从永宁门走过，就能体会这种“层层请客”的意思：桥能收、门能闭、箭窗能喷火，到关键时刻，城门不是门，是盾牌。
城旁那条水，也不是摆着好看的。唐初便挖下了护城河，一来多一重屏障，二来可以帮城里吞吐雨水。我听过不少老西安的抱怨，说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会儿，这条水变了味，污浊得像条蜿蜒的臭沟。后来，三番五次大清理，九八年一回，零四和零九年又动了铲子，才又看见水清、水动，像从旧画里走出来。
城市的气质被相机抓住过。1921年，一个叫喜龙仁的瑞典学者，拎着老式相机在西安城墙边上转。他拍下来的远景，城墙像条鳞片隐约的长龙，横卧在渭水与终南之间；近景里，砖缝的纹理清清楚楚，连风吹过的尘土似乎都被按在底片上。鼓楼那一带呢？还是土路，路边是一排排低矮的民房，哪像今天这般车水马龙。城门外走几步，地势一下子松了，便是郊野，田地一直拍到天边。那是一个“城里城外”分得清清楚楚的年代。
说回到那些门。长乐门是东面的大门，名字喜气。可它也挨过一把火。崇祯十六年，李自成打进城，战火把门楼烧得只剩灰烬。又过了好些年，到了雍正朝才重新立起身骨。今天门额上的“长乐门”三个字，还有个小故事——民国初年，时任陕西的张凤朔写下的手笔，锋棱分明，字在墙上挂了一个多世纪，倒也跟城一样，越看越沉稳。
安定门那列建筑，最能看出明人对“安全感”的执念。三道门，三层楼，前后左右都是计较。闸楼按着护城河的喉口，箭楼把守瓮城的嘴，最后才轮到城楼开怀，让人流进入城心。站在安定门上往外看，现在是一条宽阔的大道；想象一下几十年前，门外就是郊区，麦田挨着小路，人骑车过门洞，抬头是沉甸甸的城砖，低头是一地土灰。
西安人常把“关”挂在嘴边，不只是因着关中这一湾地势。明末那会儿，陕西巡抚孙传庭在城的东西南北外头各加了一层“关城”，像又套了一层壳。后来，城里人才会习惯叫某处为“南关某某街”“西关某某街”，地名里留着兵荒马乱的一道影子。
有一段时间，城墙差点没了。八十年代，城市要扩张，车要流动，旧城墙被嫌弃是“拦路虎”。拆不拆，吵得很厉害。换作我们，可能也会犹豫：一个壁垒，挡着发展，留着有什么用？那时候的市长张铁民顶着压力，拎了一个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道理：建起一堵城墙，花了几百年，拆起来很快；可等你反悔，哪还能再把旧砖旧影找回来？他拍板，不拆，修。背后的逻辑，也许就是一句话：城市不能没记忆。于是，一个大工程拉开，补断裂，扶歪斜，让城墙重新立住了身子。
我喜欢把城墙当朋友看。它身上有伤痕，砖缝里长过草，敌楼的窗洞看出去，古时要提防冷箭，如今是看远山晴雪。火器进入战场后，它的军事价值确实没以前那么紧要了，可拎着相机、或者什么都不拎的人，走上去，还是会忍不住站一会儿。北边有渭水闪闪，南边终南山颜色沉着，风吹过来，像是从几个世纪以外吹来的。
鼓楼一带的变化，是另一本书。从前泥路、民房，如今霓虹、喧嚣。长乐门下，店铺的卷帘一拉，生意从早忙到晚。城楼的影子落在地上，行人从影子里穿过去。你若抬头看那门额，想想那三个字、那把火、那次重建，时间会在你面前一层一层铺开。
城墙不是只给游客看的摆设，它还在日常里发挥作用。比如雨季里，城外的水要进，要出，护城河的渠系就像城市的血管，帮它消肿、退烧。比如节日里，永宁门的门洞下，演员一身红袍，从古制里走出来，敲鼓、鸣号；孩子们看得直拍手，大人也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谁不想在这样一条古老的城边找到一点“当下的仪式感”呢？
历史，常常被我们当作“已经发生”的东西。可西安城墙这件事，明明就还在发生着。它从刘邦的务实起步，从唐人的气派里长高，从明人的密不透风里变得厚重，又在近现代人的犹疑与坚持里，保住了自己的形状。我们何尝不是这样的城：被风吹过，被雨打过，被时代推着往前走，走着走着，又回过头，把自己的根摸一摸。
如今你站在长乐门前，看车流如水，想象墙外的一望田野已经远去；你立在安定门上，念叨着那些“关”的名字，它们如今都成了大马路、成了市井街巷；你翻看一张一百年前的黑白照片，发现墙的影子一点没变，只是人的衣裳和脚步变了。一个问题自然会浮上来：我们到底要怎样与自己的旧时相处？把它关进博物馆，还是让它介入今天的生活？也许答案不止一个。但有一点，我们已经做了——在拆与留的十字路口，选择了留。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和人心，慢慢去继续这段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