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作为“三民主义革命同志力行社”（简称力行社）外围组织的“复兴社特务处”，在南京鸡鹅巷53号的一排小平房内正式成立了。
这个地址，正是未来“军统”的起源地！戴笠也正是从鸡鹅巷53号，开启了之后的飞黄腾达！
以下文字，基于历史资料整理的国民党军统上海站部分站长（区长）名单，结合不同时期的机构调整和人事变动，讲述更多军统上海站的历史细节和背景信息。
一、复兴社特务处时期（1932—1938)
1、上海站首任站长：翁光辉 少将
任职时间：1932年4月—6月
翁光辉，浙江丽水人，陆军少将，黄埔军校第三期步科毕业生，与抗日名将戴安澜将军同期。
翁光辉于黄埔三期毕业后一直郁郁不得志，遂改投戴笠门下，曾被戴笠选送特务处洪公祠特训班（抗战后更名为军统特训班）学习。
早期的特务处洪公祠特训班，以严苛和专业著称，其生源质量和培训质量，都远超后来的军统各类特训班。
其专业课程分为行动学、侦察学和情报学，内容涵盖枪械、爆破、格斗、跟踪、毒物、通讯、密写、驾驶、摄影等等大量的基础课和理论课。
这与后期的军统各类特训班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后期的军统特训班学员按专业分班，学行动学的就专学行动，学情报学的就主修情报，对其他学科却只粗略了解，并不深入精研。
而特务处洪公祠特训班，却什么都要学，样样都要求精通，以至特务处洪公祠训练班1至5期学员中（第6期以后改称军统特训班）出了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
军统“教父”余乐醒、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军统“屠夫”赵理君、军统“魔王”徐远举，还有那个“陪伴张少帅牢底坐穿”的刘艺光……
这些人统统出自特务处洪公祠特训班，仅仅几年后，抗战全面爆发时，这些人几乎都跻身军统最早一批的少将行列。
而翁光辉更是这些学员中的佼佼者，各门课程都是成绩甲等，其天赋和努力最终获得了戴笠的垂青。
1932年2月，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之初，戴笠指派翁光辉率10余名骨干特务秘密奔赴上海，筹建上海情报站。
1932年4月，翁光辉完成上海站组建工作后，被戴笠任命为首任上海站站长。
英租界
此时的上海站，活动范围限于英租界、法租界、上海南市及闸北区域。仅仅负责情报搜集，外勤行动并不多见，初期特工人数不足40人。
1932年5月，翁光辉就任上海站站长仅仅一个月后，截获到一份关于江西中央红军兵力部署的绝密情报。
要说运气好呢，翁光辉的运气是真的好，上任仅仅一个月就立下如此大功。要说运气不好呢，这份情报后来为翁光辉带来了牢狱之灾。
翁光辉自黄埔三期毕业后在军界一直不得志，无奈只得改投戴笠门下，虽也获得了重用，但他始终觉得，自己是科班出身的黄埔军人，领兵打仗才是正道，委身见不得光的特务组织始终不是正途。
于是，翁光辉绕过戴笠，独自从上海搭乘轮船前往九江，企图向蒋介石当面汇报，以此邀功，作为重返部队的垫脚石。
没成想，戴笠通过内部监控得知翁光辉这一行动后，立即派出武装特务在九江码头进行拦截，成功将翁光辉抓获并押回南京。
起初，戴笠非常恼火，认为翁光辉挑战了自己的权威，遂以“擅离职守”为罪名打算枪毙翁光辉。
幸好翁光辉人缘不错，洪公祠特训班的一众同学苦苦向戴笠求情，最终改为内部看押，以观后效。
翁光辉为此坐了一年多大牢，才重获自由。
这一事件暴露了特务处内部的管理漏洞，成为了戴笠强化内部管控的转折点，戴笠借此建立了严格的督察制度，包括公开督察、轮换督察和秘密督察，形成多层次的监控网络和体系。
戴笠通过严惩翁光辉，强化了对特务组织的控制，确保所有重要情报都必须经其亲自审核的铁律。为后来军统内部的高压统治奠定了基础，并从此树立了戴笠在特务处的绝对权威。
戴笠与蒋介石
翁光辉野心较大，想钻营，却又缺乏政治头脑，甩开戴笠去抱老蒋大腿，如此意想天开，犯了官场大忌。
但翁光辉毕竟也是有真本事的人，获释后被重新启用，历任淞沪警备区侦查大队大队长、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警备处处长、第10绥靖区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国民党第8区保安司令、国民党浙南行署少将副主任等职。
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5月，翁光辉复出担任淞沪警备区侦查大队上校大队长时，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组长沈醉，共同破获了“怪西人案”，致使我党遭受严重损失。
1935年5月，第三国际交通员陆海防被特务处湖北站抓获后很快变节，湖北站与上海站联合行动，通过陆海防指认，在上海法租界逮捕了一名外国人。
这名外国人被捕时既无任何身份证件，又始终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上海各大媒体遂称其为“怪西人”。
事实上，这名外国人叫作约瑟夫·华尔顿（化名），是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原苏联格别乌情报机构的精英特工。
1932年初，约瑟夫·华尔顿接替佐尔格在上海领导情报网络，负责中国、日本及远东地区的情报工作。
其情报网络渗透国民党军政高层，曾成功策反200余名国民党各级军政官员，并将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的战略部署传递给了上海中央特科，这份关键情报奠定了苏区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的胜利。
翁光辉和沈醉二人主持了这次抓捕及后来的审讯行动，此案导致我党地下组织遭受重大损失，包括“五重特工”袁殊等多名我党特工被捕，对我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袁殊身兼中共、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五重身份，直属潘汉年领导。电视剧《伪装者》明楼的原型，就是取自谍战英雄袁殊的传奇经历。
翁光辉结局：
1949年6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35军吴化文部南下猛攻国民党军椒江北岸防线，国民党军迅速崩溃，数万军队化作鸟兽散。
翁光辉时任国民党浙南行署少将副主任，此役中被解放军俘虏，此后转送战犯管理所，在学习和劳动中度过了余生。
余乐醒
2、上海站第二任站长：余乐醒 少将
任职时间：1932年6月—1934年
余乐醒，湖南醴陵人，陆军少将。1925年、1927年曾分别两次派赴苏联军事学院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情报业务和秘密保卫工作。
抗战时期因其长期负责教学工作，担任军统湖南临澧训练班，又称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副主任（戴笠兼主任），培训了大批特务，素有“军统教父”之称。
1932年6月，前任站长翁光辉去职后，戴笠委任余乐醒接任站长一职。
余乐醒到任不久，奉戴笠命令将特务处上海站扩展为华东区，余乐醒担任区长，并增设特别行动组。
由此，上海站升格为区，并从原先单一的情报收集工作，扩展到刺杀、抓捕等秘密行动。
余乐醒精通毒学，被誉为“化学博士”，擅长制毒投毒，且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外号“屠夫”，尤擅刺杀。几次重大行动后，华东区短时间内便在特务处声名鹊起，一支独秀。
但是，尽管华东区在名义上领导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区工作，事实上却除了上海的几个组以外，其他单位根本就不愿接受他的领导。
因此，华东区有名无实，没过多久便又改称上海特区，仅只负责上海方面的工作，内部更是重新称为上海站。
1934年，戴笠在浙江警官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了特务警员训练班，因其校址在杭州，后来在军统内部被称为“杭训班”。
“杭训班”是继复兴社特务处创立时在南京洪公祠开设的特训班之后，真正开始规模化、系统化进行的特务专业培训学校，也是特务处抗战前最为重要的特务训练机构。
“杭训班”名义上由戴笠兼任主任，但戴笠却并没有充裕的时间负责这项工作。于是，余乐醒被调离上海，赶赴杭州担任“杭训班”副主任，实际上全盘主持“杭训班”的教学培训工作。
由“杭训班”开始，余乐醒在特务处成为了当仁不让的“训练专家”，由他训练出来的特务学员视其为导师。
军统特训班
此后，抗战初期举办的青浦训练班、临澧训练班等主要训练机构，统统由余乐醒全盘主持教学培训工作，学员毕业多年后仍称其为“老师”，无论地位高低，对余乐醒皆毕恭毕敬。
不经意间，余乐醒以师生之谊在军统中竟然成为了一股势力，这当然让多疑的戴笠不能容忍，更为他的仕途埋下了隐患。
1938年12月，国民政府副总裁汪精卫经重庆，由成都转道昆明后叛逃到越南河内。
蒋介石指示戴笠派人去河内刺杀汪精卫，于是，戴笠指派余乐醒和“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负责这一工作。
刺杀失败后，余乐醒被戴笠贬去贵州，发配到军统局设在遵义的一个炼油厂，担任少将厂长。
此后，仕途失意的余乐醒便一心做起了生意，利用职务之便倒卖油料，赚取差价。
但军统内部监控严格，不久便遭人检举告发。东窗事发，余乐醒遭到逮捕，被押往重庆，关进监狱。
幸运的是，余乐醒是沈醉的姐夫，沈醉又是戴笠身边的红人。看在沈醉的面子上，戴笠最终没有痛下杀手，不审不放，这一关就是几年，直到1946年戴笠坠机摔死后，余乐醒才重获自由。
余乐醒获释后主动脱离军统，出任国民政府救济总署上海汽车管理处处长。
余乐醒结局：
上海解放前夕，余乐醒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并掩护地下党一部电台设置在他的家中。
新中国成立后，余乐醒被分派到机械厂担任工程师。抗美援朝期间，这家机械厂生产的产品供应前线时，出现了偷工减料的劣质产品。
由于余乐醒是产品质量负责人，现行问题结合历史问题，余乐醒很快就被收押审查，于1959年病死狱中，结束了他曲折复杂的一生。
吴乃宪
3、上海站第三任站长：吴乃宪 少将
任职时间：1934年—1937年
吴乃宪，广东琼山（今海南海口）人，陆军少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
吴乃宪黄埔一期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在政治部、军校教导第2团任职，参加两次东征和回师讨伐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1932年，吴乃宪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上校大队长时，奉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城的命令，协助复兴社特务处翁光辉组建上海站。
翁光辉就任上海站首任站长后，将吴乃宪引见给戴笠，在戴笠的盛情下，吴乃宪秘密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
1934年，特务处华东区（上海特区）区长余乐醒调离上海后，吴乃宪接任区长一职。
习惯上，特务处上海特区内部，仍然自称上海站，因为上海特区名义上管辖的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区，除了上海的几个组以外，对其他单位根本就鞭长莫及，而那些单位本就不愿接受上海特区的领导。
1936年，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吴乃宪兼任沪杭甬铁路警察署署长，晋升少将军衔。
在此期间，沪杭甬铁路警察署抓获数名潜入上海北站侦察我方兵力部署的日方间谍。
吴乃宪拒绝日方交涉，以强硬态度果断处决了这几名日方间谍。
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吴乃宪以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沪杭甬铁路警察署署长的身份临危受命，再兼两路区司令部警务处处长，统率警察部队与日军激战，保护铁路沿线安全。
同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退出上海，特务处上海特区已先期撤离上海，吴乃宪率铁路警察部队撤至江西南昌，奉命改编为交通警备第四支队，出任支队司令。
1938年，吴乃宪调任广东保安处少将副处长。
1939年，吴乃宪调升韶关警备司令，晋升中将军衔。
1940年，吴乃宪升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保安副司令。
1942年，吴乃宪调任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
抗战胜利后，吴乃宪调任国防部，出任中将部员。
吴乃宪结局：
1948年，吴乃宪奉命押运故宫国宝2972箱运往台湾。
1979年1月15日，吴乃宪病逝于台北市荣民总医院，葬于树林公墓。
戴笠
二、军统局时期（1938年—1946年）
1938年3月29日，戴笠领导的特务处正式改建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
4、上海站第四任站长：周伟龙 少将
任职时间：1937年末—1938年末
周伟龙，湖南湘乡人，陆军少将，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毕业。
1927年宁汉分裂时，周伟龙原是唐生智部宪兵营长，在戴笠的策动下投入南京政府，之后一直追随戴笠。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特务处上海特区奉命撤离上海。
1937年12月，周伟龙奉戴笠命令潜入上海法租界，筹备重建上海站，并出任第四任上海站站长。
日军进入上海后，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针对性地对民国前总理唐绍仪进行拉拢，将其视为“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猎物。
而以唐绍仪的身份和背景，一旦投靠日军，必将在国际国内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甚至挫伤中国军民的抗敌决心。
眼见唐绍仪的对日态度暧昧不清，戴笠下达了锄奸令，命上海站站长周伟龙执行刺杀唐绍仪的任务。
经过一番筹划，周伟龙命谢志磐、赵理君等人执行刺杀计划。
1938年9月30日9时许，谢志磐、赵理君二人扮作古董商进入唐绍仪家中，趁赵府仆从出厅泡茶之机，谢志磐上前为唐绍仪敬烟，用身体挡住了唐绍仪的视线。
赵理君则从带来的一个古董花瓶中拿出一把精钢小斧，冲上一步照准唐绍仪后脑劈下，唐绍仪未出一声就倒在地上。
等唐府家仆泡好茶回到厅上时，唐绍仪脑浆崩裂倒在地毯上，虽已身亡，但小腿还在不停抽搐。
而此时，谢志磐、赵理君二人已奔至府外，坐上前来接应的汽车逃之夭夭。
黄埔时期的周伟龙
因制定计划并成功刺唐，周伟龙名声大噪，重建后的军统上海站在沦陷区极大地震慑了那些摇摆不定的亲日分子，起到了杀鸡儆猴的警示作用。
该案发生在法租界，在日军的施压下，租界巡捕房展开了大搜捕，不久即将藏于租界的周伟龙抓获。
但是，租界公务局的董事们也惧怕周伟龙麾下军统特务们的报复，不敢对周伟龙怎么样，只能悄悄地将周伟龙驱逐出租界，言明井水不犯河水，此案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离开上海的周伟龙卸任站长职务后，改任国民党军委会忠义救国军总指挥，晋升中将军衔。
抗战胜利后，周伟龙出任国防部上海军法执行部主任。
周伟龙结局：
1948年，周伟龙调任交警总局局长。
同年冬，国民党军队兵败淮海，周伟龙违抗命令，擅自将交警总局的家属和物资撤往衡阳，并把一部分兵力集中于浙赣线，以便随时开入湖南。
此举引起了保密局的怀疑，疑其心存二心，要么投共，要么投桂。
1949年2月，周伟龙在上海被捕，被迅速押往台湾。
1950年，以“图谋不轨，叛党投敌”的罪名，周伟龙被枪杀于台湾新竹。
晚年的朱啸谷
5、上海站第五任站长：朱啸谷 少将
任职时间：1939年初
朱啸谷，湖北武昌人，陆军少将
1929年，朱啸谷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
朱啸谷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思想进步，曾与学运领袖扬帆（建国后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张友渔（建国后任北京市副市长）等共产党员有过接触，同情革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朱啸谷参加爱国师生南下南京请愿抗日活动，因在国民政府外交部门口示威抗议，被捕入狱18个月。期间，与潘汉年堂兄潘梓年同监。
1933年4月，朱啸谷出狱后通过潘梓年的关系联络了潘汉年，申请加入我党，但是未能获得批准。
抗战爆发后，朱啸谷加入军统，活动于苏浙地区搜集日军情报，担任“苏浙行动委员会”外事组组长
1936年，朱啸谷在军统上海站工作期间，终于与我党建立了联系，与潘汉年一直秘密保持单线接触。
潘汉年委派“五重间谍”袁殊，通过朱啸谷随时获取租界巡捕房所知道的日方要搜捕抗日进步人士的消息，为保护中共地下组织和人员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9年初，原上海站站长周伟龙因刺唐一案卸任站长离开上海之后，朱啸谷曾短期代理上海站站长一职。
潘汉年
彼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因工作关系，朱啸谷与潘汉年来往密切，对截获的日伪情报进行共享。
其以军统上海站站长身份与我党南方特工领导人潘汉年频繁接触的经历，反映了这一时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隐蔽战线上情报斗争的尖锐性与复杂性。
朱啸谷结局：
1949年，朱啸谷没有随保密局撤往台湾，而是选择留在上海。
上海解放后，华东交通专科运输学校成立，朱啸谷受邀出任铁路运输系系主任、教务长。
1952年，朱啸谷调往同济大学教书，专心教学，先后著有《铁路概论》《汽车运输学》、译著有《汽车调度与管理》等。
1955年，因“潘（汉年）扬（帆）案”牵连，朱啸谷被错误收押，于青海服刑20年。
1980年，朱啸谷获得平反。
1997年，朱啸谷落实了离休干部政策，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1998年，朱啸谷在上海病逝，享年87岁。
王天木
6、上海站第6任站长：王天木 少将
任职时间：1939年初—1939年7月
王天木，原名王仁铿，河北涿县人，陆军少将，出身东北讲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明治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
1939年初，王天木从天津站站长任上调往上海，接替朱啸谷担任军统上海站站长。
令王天木没有想到的是，初到上海，他便与副站长赵理君产生了嫌隙，摩擦不断。
赵理君在军统号称“屠夫”，精于刺杀行动。上海站重建初期，斧劈唐绍仪便是赵理君的杰作。
此前，周伟龙卸任站长后，身为副站长的赵理君本以为能够顺利接任站长，不料却来了朱啸谷。
终于把朱啸谷熬走了，却又来了个王天木……
如此这般，赵理君的心中肯定不爽。
1939年2月，王天木主持刺杀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篆，随后赴香港向戴笠报告。
回上海不久，戴笠论功行赏，命王天木兼任华北区特派员。此后，王天木在华北、上海间来回奔走，行踪飘忽不定。
身兼南北两个职务，而王天木却又不放心把上海站的日常工作交由副站长赵理君打理，这就让赵理君更加嫉恨在心。
汪精卫
同年5月6日，汪精卫由越南河内抵沪，王天木奉命组织再度刺杀，但是因为防范严密，刺杀行动失败。
赵理君遂密电戴笠，称“行动失败后，王天木迅即离沪，擅调无线电报务员褚亚鹏从行，表示欲辞职出国。”
戴笠生性多疑，接电后甚觉诡异。
巧合的是，就在此时，军统上海站人事科长陈第容莫名其妙地暴露了行踪，被汪伪“76号”逮捕后在严刑逼供下，供出了王天木的行踪。
7月，汪伪“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组织行动，成功捕获了王天木，并大张旗鼓地在媒体上宣传。
更为奇怪的是，王天木被捕后并未遭受任何刑讯，反而成天被李士群好酒好菜地伺候着，不审不问地过了两周后，就被放了出来。
军统站长进了“76号”竟然还能够活着出来，不仅戴笠搞不懂，就连王天木自己也搞不懂，不知道李士群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于是，本着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的原则，戴笠就此认定王天木已经变节了，对其下达了“制裁令”，命令副站长赵理君主持刺杀王天木。
王天木获悉后马上销声匿迹，同时托人转告赵理君，说自己并未变节，欲亲赴重庆向戴笠解说清楚，自证清白，并请求赵理君暂缓对自己执行制裁。
但是，王天木并未收到赵理君的回音。
8月15日，王天木遭赵理君率部伏击，天幸得脱。王天木被逼无奈，终于对军统彻底死心，遂投靠李士群，出任汪伪“76号”特工总部高级顾问。
汪伪76号特工总部
同年10月，王天木出任汪伪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委员兼特工总部第一厅厅长，后任伪“肃清委员会”委员兼所属“和平救国军”副总指挥、总指挥等职。
王天木在上海投敌后，军统在华北的组织，几乎被日伪特务机关一锅端掉。由于王天木的叛变，军统北平、天津、济南各站均被日军破获，损失惨重。
冷静下来的戴笠，后来也曾怀疑过这一事件的起因是军统上海站内耗所导致，陈第容、王天木的先后被捕极有可能是被自己人所出卖。
而汪伪“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趁此机会实施了反间计，成功将王天木诱降。
但错已铸成，戴笠又是一个从来不肯在下属面前认错的人，此事遂不了了之。
王天木结局：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天木改名换姓躲到北京西山，避开了军统的追捕，之后几经辗转经香港逃到台湾。
令人不解的是，王天木去到台湾后并未遭到清算，保密局从未找过他的麻烦。此后，王天木做起了寓公，用后半生的低调终于换得了善终。
1995年，王天木在台北去世。
关于王天木生于哪一年，现有资料始终存在两种说法，一说生于1891年，一说生于1883年。
按前者算，王天木享年104岁。
按后者算，王天木享年112岁。
无论哪种说法，王天木都是一个有福之人，得享高寿。
赵理君
7、上海站第7任站长：赵理君 少将
任职时间：1939年8月（代理）
赵理君，四川大足县人（现重庆大足区），陆军少将，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毕业。
赵理君算是上海站的元老了，早在1932年4月，首任站长翁光辉率10余人筹备特务处上海站时，赵理君就是这10余人其中之一。
1932年6月，翁光辉被戴笠撤职查办后，余乐醒接任站长，任命赵理君担任行动队队长。
此时的上海站没有副站长，在站里，站长余乐醒是老大，行动队长赵理君是老二，妥妥的实权人物。
赵理君在行动队长任上组织杀害杨杏佛、史量才等人，多次绑架、暗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成为了令戴笠垂青的一条忠犬。
抗战期间，赵理君亲自刺杀了被日军拉拢的唐绍仪，震慑了大批投敌的汉奸，以及打算投敌的摇摆分子。
为此，赵理君在1938年末就被晋升少将军衔。
军统地方站军官，未担任站长就被晋升少将，这样的升迁，在军统内部实属罕见。
但是，自首任站长翁光辉之后，又相继调入了5任站长，而已经当上了副站长的赵理君却始终没被扶正，这令他非常郁闷。
这次，赶走了王天木，上海站副站长赵理君终于得偿所愿。
赵理君
1939年8月，赵理君终于当上了军统上海站站长，但是，“站长”二字前面多了“代理”两个字。而且，这个代理站长，赵理君也仅仅当了不到一个月。
戴笠心知王天木的被捕极有可能是由于上海站的内耗所致，所以并不会重用赵理君。
代理站长不到一个月，赵理君就被调离上海。
此后，赵理君辗转各地，担任过多个职务。
赵理君结局：
1942年，时任军统华北督导团少将督导的赵理君，长期纵容部下在黄河渡口走私鸦片，并对过往商贾敲诈勒索，以此为自己谋利。
同年3月，赵理君的几个部下在走私鸦片时被河南省保安部队查获，连人带货被送到了河南省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韦孝儒的面前。
韦孝儒属于中统系统，本就对军统特务没有好感，对赵理君纵容部下走私鸦片的行为更是深恶痛绝，于是当场下令将这几个军统军官枪决示众。
令韦孝儒没有想到的是，处决军统人员的这一举措，马上引来了赵理君报复。赵理君外号“屠夫”，这个外号可不是白来的。
很快，韦孝儒在洛阳参会期间被赵理君部下绑架，与同被绑来的复旦中学5名师生一同被赵理君活埋在机场的一口枯井里。
中统与军统一向不合，说到搞情报，破案子，中统并不外行。很快，此案的前因后果就被中统查明，迅速上报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闻讯后雷霆震怒，就连戴笠都不敢为赵理君说情。
1942年5月，赵理君于黄河岸边被明正典刑，宪兵的一排子弹打碎了赵理君的头颅。
本文资料引自——
1、《陈恭澍回忆录》，作者陈恭澍（原军统少将），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于2010年11月出版。
2、《军统特务活动史》，作者马振犊、邢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由金城出版社于2016年10月出版。
3、《军统内幕》，作者沈醉（原军统少将），中国文史出版社于2001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