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人在双清别墅内参观
香山双清别墅位于北京香山公园南麓的半山腰，环境幽雅，以其苍翠的竹林、遮天蔽日的银杏、挺拔的松柏、古朴的建筑引人前往。然而真正使这个地方闻名天下的并不是她的秀丽风光，而是因为这里曾是中共中央的指挥中心，曾发生过扭转中国命运决定中国前途的大事。
毛泽东与黄炎培长谈
1949年3月26日晚，香山双清别墅内，毛泽东、周恩来、黄炎培围桌而坐，共进晚餐。黄炎培与毛泽东相识多年。1945年，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一段“窑洞对”至今仍鞭策和警示着中国共产党人。黄炎培3月25日上午到达北平。当晚，毛泽东黄炎培等20余位民主人士在聚餐。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再次他到双清别墅晚宴聚谈。
毛泽东与黄炎培交流了若干重要问题，包括国家前景、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民建及黄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如何发挥作用等。黄炎培讲述了1945年创建民建的过程。毛泽东表示肯定，强调民建要以民营实业家为主，以推动民营经济为主要工作，请黄炎培做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民营经济牵头人，一方面向共产党反映民营实业家的要求，一方面向他们传递、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毛泽东再三强调，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对待民营经济将不同于苏联的做法，相反要予以利用和发展。他希望黄炎培利用自己的影响，迅速向外界传递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言谈中，黄炎培感受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3月28日，根据与毛泽东的谈话，黄炎培分别给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朋友们去电，向他们解释和传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就陈嘉庚参加新政协会议及组织工商考察团之事拟定电文，交给李维汉，敦促他们前来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黄炎培日记载：“夜，毛主席单独招餐于其家香山双清别墅，毛夫人、周恩来4人同餐。我畅述所见，获得具体结果三点，决定分别发电。夜十一时始归。”
后来，周恩来曾在全国统战会议上谈到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次谈话。周恩来说：“我看了一个同志的发言，他好像认为跟资产阶级做统一战线就是讲‘外交’、应付、说空话。这是不对的。难道毛泽东同志是在那里闲着没事做，把黄炎培找去聊天讲闲话吗？大家晓得，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的闲工夫。他找一个人去总是有目的的。毛泽东向黄炎培讲清道理后，黄炎培就给资产阶级写信，首先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写信，用他自己的口气向资产阶级转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有什么不好呢？”
诚邀南侨领袖陈嘉庚回国参政
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全国人民解放胜利在望，毛泽东再次电邀陈嘉庚回国共商国是：“先生南侨盛望，众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陈嘉庚当即复电，表示“严寒后决回国敬贺”，至于政协会议就不参加了，原因是“唯庚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冒名尸位，殊非素志，千祈原谅”。
5月，陈嘉庚应邀乘船回到祖国。6月7日，他在周恩来陪同下到北京香山会见毛泽东，刘少奇也在座。好朋友久别重逢，倍感亲切。陈嘉庚对毛泽东说：“在延安临别时(指1940年５月底陈嘉庚首次访问延安之事)，我答应你做的两件事全都做了。头一件，我回到重庆就跟蒋介石说，共产党一心为抗战，对国民党绝无恶意，劝他要和共产党团结合作，但他就是不听，我也拿他没办法。第二件，我等回到南洋，就把我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如实介绍。蒋介石因此对我产生恶感，我也不顾，凭我的良心与人格，决不能指鹿为马呀!”
毛泽东对爱国老人如此重信义，重承诺，仗义执言，无所畏惧，深感敬佩。他对陈嘉庚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陈先生功不可没。如今解放战争又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要争取以最快速度肃清残敌，统一全中国，进行各项建设。现在你来得正好，过几天全国新政协筹备会就要召开了，请你一定参加。”陈嘉庚说：“毛主席的意思我明白，只是我对政治素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恐怕会辜负主席的美意呀！”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陈先生过谦了，众所周知，你敢言人之不敢言，敢为人之不敢为！语言不通不要紧，有翻译嘛！”他们当天又谈及许多中外大事，深夜始归。
翌日后，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马寅初等许多陈嘉庚在京的知心好友，先后来到王府井北京饭店看望陈嘉庚。大家叙旧拉呱，坦诚相见，气氛融洽。交谈中，好友们异口同声地劝说陈嘉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周恩来受毛泽东之托，也再次进一步劝说陈嘉庚：“先生德高望重，众望所归，召开新政协是国家大事，华侨首席代表非你莫属，如果你不当那谁当？语言不通不碍事，心通胜于言通嘛！”陈嘉庚为周恩来和好友们的真诚态度所感动，同意以海外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新政协筹备会。
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继毛泽东、朱德等人讲话之后，陈嘉庚也上台发表重要演讲。他说，这次祖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对全世界、对华侨都有很大的影响，华侨在海外的地位也可提高。海外华侨听到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的消息，一定非常高兴。他相信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后，海外华侨的绝大多数，都会拥护民主联合政府，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
9月30日，首届全国新政协会议胜利闭幕，毛泽东被选为首届全国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陈嘉庚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从此，他更加积极地参政议政。
司徒美堂“坐轿”上香山
司徒美堂是美国洪门致公堂的领头人。在司徒美堂的带领下，致公堂组织美国华侨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以源源不断的支持。为筹措款项，他甚至典押了自己的地产。辛亥革命后，司徒美堂又以“功成身退”和“不会做官”为由，婉拒了孙中山劝其回国在政府任职的。抗战时期，他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但目睹国民党腐败统治，他毅然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离港赴美前，司徒美堂就命人秘密起草了一份《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亲自签名盖章，公布于香港报界。他明确表示：“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在中共代表为司徒美堂举行的饯行宴上，他即席亲书《上毛泽东主席致敬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新政协会议和组织联合政府。
新政协召开前夕，毛泽东专门写了亲笔信给司徒美堂，信中写道：“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接到后，司徒美堂回国的心情更加迫切。当年8月，他乘飞机离开美国前往香港，再搭乘岳州轮前往北平。
司徒美堂抵达北平后，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与司徒美堂会面。双清别墅地势高，毛泽东的贵客们都是在山脚下的慈幼院换乘吉普车上山拜访。此时司徒老人已经年过八旬，足跛不便行动，乘坐吉普车又过于颠簸。据说，毛泽东听闻此事，提出用担架抬老人上山，却又苦于没有现成的担架。有人提议将毛泽东的一把藤躺椅做一番改良，让老人乘坐上山。于是，毛泽东特意让警卫人员把这把藤躺椅两边绑上木棍，组成一个简易“藤躺椅轿”。工作人员一路将老人从慈幼院抬到毛泽东的会客厅门口。一见到司徒老人，毛泽东马上向前双手搀扶迎接。此事一时被传为美谈。
在新政协开会时，司徒老人也是乘坐此藤椅“轿子”参与国是筹备。中共领导人的细心关怀和特殊照顾，令司徒美堂深受感动。他专门请人到他居住的地方，拍摄坐在藤椅上的照片留念。
在新政协会议开幕式上，他深情地说：“我回到解放了的北平一看，觉得中共人员那种刻苦踏实、英勇牺牲的精神，对建国大计那种反复协商、尊重各方面意见的优良政治风度，实在值得我们佩服，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有资格领导全国人民并进而取得彻底胜利的最大因素和保证。”
来自台湾的高山族小伙
新政协召开前夕的北平，参会代表中既有已入耄耋的萨镇冰、司徒美堂等元老，还有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其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来自宝岛台湾的高山族（泰雅）小伙，他的名字叫田富达。
1929年，田富达出生在台湾省新竹县关西镇锦山里。作为台湾土著，他还有一个泰雅族名，叫作尤明·巴都。这样一个贫苦的山里娃，从宝岛来到大陆，成为新政协会议代表的故事，堪称传奇。
1945年日本投降后，迫于生计，田富达参加了国民党军的招募，“田富达”这个名字也是在报名时取的。1946年底，他坐上了国民党军从基隆前往大陆的运兵船。此时的他不会想到，命运即将就此改变，当他再次踏上故土，将是半个多世纪以后。这一船台湾兵，在上海吴淞口登陆后，经徐州前往山东。行军至山东鱼台的第一仗，他就被八路军俘虏。田富达在八路军感召下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并在刘邓部队的6纵队17旅51团经历了多场胜利的战斗。这些战役极大磨练了他的战斗意志，也让他更加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
1947年5月，正准备渡过黄河参加南下战斗的田富达，接到上级通知，前往位于河北南宫县的华北军政大学学习。194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8月，一封中共中央的来信送达华北军大。此时，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将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会议，并有5个代表名额，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特别强调，其中一个是台湾少数民族代表。这封来信说明，这一代表将在田富达所在的台湾少数民族班中产生。田富达平时表现优秀，班里一致推选由他去参加。就这样，年仅20岁的泰雅族青年，启程前往北平，参加了这一举世瞩目的盛会。在会上，田富达作为台盟高山族代表发言，毛泽东还同他亲切握手。
几十年后，田富达回忆起参加新政协的经历仍难掩激动：“那是1949年的9月27日，我刚20岁，作为台盟的代表在会上发言。我说，自己作为人口仅30万左右的台湾高山族人民代表参加政协，感到非常兴奋和光荣；希望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尽快解放台湾，并在解放后积极帮助台湾高山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田富达是新中国历史的见证者，他的传奇经历，正是共产党团结各族人民、民主协商的生动体现。
（王东勤 作者系北京社会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