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这地方，就是那片被鄱阳湖水系冲了又冲的红土地，自古就爱出一些“硬骨头”和“怪脾气”。
别的地方文人还在那吟风弄月呢，江西人早就把袖子卷起来了，把朝堂当成打擂台的地方，把田园看作是拼杀的战场，历史上留下了一串名字，让写史书的都不知道怎么下笔才好。
今天就来聊聊十五位最有争议的“赣籍”人物，前面三个得好好说道说道，后面十二个就快刀斩乱麻，看看他们是怎么样把江西人骨子里的那股“倔”劲和“辣”味，硬生生刻进历史里去的。
王安石，临川人，二十一岁就考上了进士，可他偏不，非要跑到鄞县去当个小小的知县，别人新官上任，都是先去各处拜拜码头搞好关系。
他倒好，车刚停稳就先跑到东钱湖去拿尺子量堤岸，带着衙役们硬是把那个破破烂烂的塘堰，重新修成了“七乡之田，岁收百万”的大粮仓。
后来北宋中央的钱袋子紧张了，他提笔就写了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开头第一句就是“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一句话把满朝的老臣都给得罪了个遍。
神宗皇帝一上台，就把他叫到京城，在殿上问他“你觉得治理国家什么最要紧”，王安石就了六个字“变风俗，立法度”，这六个字就像钉子一样，牢牢钉进了那个十八岁皇帝的心里。
熙宁二年，他推出了青苗法，官府在老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候放钱给农民，利息只要二分，比外面那些放高利贷的低了一半都不止，汴京城里的那些粮商，一夜之间发现囤的粮食全砸手里了。
气得联名上书，说“老百姓要不得安宁了”，王安石一步不退，连夜又推出了募役法，以前那些有钱有势的豪强是不用服徭役的，现在不行了，得按照财产多少交“助役钱”。
当时的宰相富弼气得直接辞官不干了，骂他这是“与民争利”，王安石就在中书省拍着桌子回敬他，“你们这些人，平日里拿着上万石的俸禄，现在让你们出三百缗就叫苦连天，这是什么道理”，那声音大得，把大殿屋檐上的乌鸦都吓得满天飞。
最厉害的还是那个市易法，朝廷在开封搞了个“市易务”，便宜的时候买进来，贵的时候再卖出去，把物价给稳住，有一天，宫里的太监来报信，说“汴京的盐价已经跌了三十文”。
神宗皇帝听了还有点小高兴，王安石却皱起了眉头，“还不到一半，再给我拨十万贯钱进去”，这消息一传出去，那些贩私盐的贩子，连夜就卷着铺盖逃出了东京城，反对他的人编了些童谣骂他，“闽蜀同风，腹中有虫，江西小子，刮地三尺”。
他就把写着童谣的纸条折起来塞进袖子里，转身就去国子监给学生们上课去了，讲的题目叫《周公论政》，一开口就说“周公制定的那些法度，没有一样不是为了方便百姓的，现在那些诽谤的人，他们不是民，他们是官”。
满屋子的书生听得是掌声雷动，可他们自己都忘了，鼓掌的这群人，恰恰就是被那个“官”字打脸的人，元丰七年，王安石被罢免了宰相的职务回到江宁，他骑着驴子经过钟山。
路上遇见一个挑柴火的老农，他就自己下驴给老农让路，老农不认识他，就问“这位官人是谁啊”，他笑着说“前朝的宰相”，老农“哦”了一声，就继续挑着柴赶路去了。
王安石望着那个背影，嘴里喃喃地念出了“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笔还没停下，纸就已经湿了，后世的人骂他是“聚敛之臣”，也赞他是“精通经济治理天下的人”。
两派人吵了九百多年，只有那鄱阳湖的潮水，年年都那么准时，不涨也不跌，像极了王安石那张在驴背上被岁月吹干了的脸。
严嵩，分宜人，长得瘦瘦高高的，看着很清秀，可声音却特别洪亮，弘治十八年考中二甲进士，一开始被扔到翰林院去抄写诏书，抄着抄着，他就把每一道圣旨的格式，用词，还有盖印章的位置，全都默默记在了心里。
回到家以后就用废纸来模仿，练了三个月，仿出来的东西连宫里的老太监都分不出真假，正德末年的时候，夏言是当朝首辅，严嵩就以“同乡”的身份递上了门生帖子，在夏言府门口的大雪里跪了足足两个时辰，膝盖都冻得发青发紫，才换来一句“明天你再来见我”。
从那以后，他就成了夏言的影子，通宵达旦地帮着首辅写给皇帝的青词，把一本《道德经》拆成一句句四字祷文，嘉靖皇帝看了以后特别高兴，赏了他一颗红色的药丸。
那其实是朱砂做的，他回到家吐得满嘴都是血，却擦干净嘴巴又上了一道折子，说“臣感受到圣上的恩典，死一万次都愿意”，嘉靖二十七年，夏言被人弹劾，最后被判了弃市。
严嵩亲手递上了一份《劾夏言十罪疏》，把自己当年的恩人送上了断头台，那天晚上，他回到自己家的祠堂里点了三炷香，嘴里念叨着，“先生你别怪我，这相国的位置，只有一个。”
那之后的二十年，他一个人把持着内阁，他的儿子严世蕃管着工部，父子俩联起手来卖官，价钱都是公开的，一个知府三千两银子，兵备道五千两，巡抚要一万两。
有江西同乡进京，带了一船景德镇的瓷器来送礼，结果半路上船翻了，东西都沉了，严嵩听了以后大笑，“船沉了还可以，要是人沉了就更好了”，他把持着吏部，还搞出了个“廷推”的新规矩。
先让吏部尚书秘密报上名单，他自己圈定好了人选之后，再让科道官员们走个形式，当时满朝的官员都管他叫“严榜”，倭寇侵犯江南，兵部请求拨发二百万两的军饷，他直接扣下了一半。
用那一百万两在香山建了一座“迎仙宫”，专门给皇帝炼丹用，嘉靖四十一年，御史邹应龙上了一道《劾严嵩疏》，里面列了他二十条款大罪，第二天，锦衣卫就去抄了他的家，抄出来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多万两，差不多是当时国库半年的收入。
严嵩被削去了官职，徒步走回江西老家，一路上老百姓都朝他扔石子瓦片，他头上流着血，还是昂着头往前走，等到了分宜老家，老房子早就被族里的人拆了卖掉了，就剩下一棵枯死的槐树。
那天夜里，他解下腰带想在树上吊死，结果腰带断了，他一下摔在地上，叹了口气说，“树都这样了，人又能怎么样呢”。
两年之后，八十岁的严嵩在一个破庙里啃着冷馒头死去了，身体蜷缩得像一只虾米，清朝乾隆年间修《明史》，把他列在了《奸臣传》的第一个，而他分宜的同乡学子们。
直到今天都不愿意在县志里写上他的名字，只留了一页空白，就像是给故乡贴上了一块永远也好不了的伤疤。
陶渊明，柴桑人，他的曾祖父陶侃，那是开创了东晋半壁江山的人物，祖父陶茂也做到了太守，可到了他这一代，就只剩下宅子边上的五棵柳树，风一吹，柳絮到处飘。
二十九岁那年，他第一次出去做官，被州里召去当“江州祭酒”，也就是相当于现在教育厅的一个科员，上任还不到三个月，督邮就来检查工作了，旁边的小吏提醒他，“应该束好腰带去拜见”。
陶渊明叹了口气说，“我怎么能为了五斗米，去向乡里的小人弯腰呢”，当天就辞了官，把官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桌案上，转身就走出了浔阳城门，夕阳照在他那件已经褪了色的青衫上，像一面不肯低头飞翔的旗帜。
回到家以后，他写下了《归去来兮辞》，开头就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一口气用了三个“归”字，好像是把积压在胸口多年的闷气，一下子全都吐了出来，从那以后，他白天就在地里锄地，晚上就读书。
地里长的“草盛豆苗稀”，他自己却乐在其中，“清晨起来就去打理荒地，带着月光才扛着锄头回家”，四十三岁那年，江州刺史王弘很仰慕他的名声，送了一百斛酒给他，他收下了，却转头就把酒埋进了地窖里，上面贴了张纸条写着“等着重阳节”。
到了重阳节那天，他把酒挖出来请客，酒瓮上的泥土还是湿的，客人们都皱着眉头，他自己先喝了一大碗，笑着说，“这泥土的味道，最接地气。”
晚年的时候他写了《桃花源记》，虚构了一个“不知道有汉朝，更别说魏晋了”的村落，文章最后一句“后来就再也没有人去寻找了”，就像是“砰”的一声把门给关上了，留给后世一个永远也找不到的乌托邦。
南朝宋元嘉四年，陶渊明在柴桑病逝了，临死前吩咐要“薄葬”，家里人就用了一口普普通通的棺材，把他埋在了向阳的山坡上，墓碑上只刻了“晋征士陶公之墓”这几个字，没有官阶，也没有谥号。
千年之后，李白，杜甫，苏轼，排着队给他写诗，却没有一个人能写出他笔下那种“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松弛感，有人骂他这是逃避现实，也有人说他这是守住了做人最后的体面。
就在这些争议声里，庐山上的云雾还是老样子，那五棵柳树也早就枯了又荣了二十多回，像是在给那些争论不休的人，一个沉默的翻书页的动作。
第四位，晏殊，临川人，七岁就能写文章，官都做到了宰相，却一辈子都在写“无可奈何花落去”，被人讥讽是“宰相词人，柔弱得没有骨头”。
第五位，欧阳修，吉水人，主持修撰《新唐书》，倡导古文运动，却被贬官到了滁州，写了篇《醉翁亭记》，又被批评说“醉翁之意不在政”。
第六位，文天祥，吉水人，南宋末年带着兵抵抗元朝，兵败被俘，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清朝廷把他列入《贰臣传》，民国时期又被尊为民族英雄。
第七位，解缙，吉水人，主编了《永乐大典》，才华横溢，却因为卷入了立储君的风波，被冻死在了雪堆里，历史上称他“天才无行”。
第八位，杨士奇，泰和人，仁宣之治时期的首辅，三朝元老，却放纵自己的儿子在乡里横行霸道，被乡亲们刻了一本《杨氏恶录》。
第九位，夏言，贵溪人，嘉靖年间的首辅，力主收复河套地区，结果被严嵩陷害，落得个弃市的下场，百年之后才被平反，留下了“刚峰”和“权奸”两种极端的评价。
第十位，汤显祖，临川人，写了一部《牡丹亭》震惊世人，被批评是“艳词坏了人心”，却成了东方的莎士比亚。
第十一位，宋应星，奉新人，写了本《天工开物》，被讥笑是“奇技淫巧”，到了清朝末年却被西方人誉为“中国的工艺百科全书”。
第十二位，魏禧，宁都人，明末的散文大家，清朝来了以后就不再做官，被称赞有“遗民的气节”，也被指责是“逃避现实”。
第十三位，蒋士铨，铅山人，乾隆朝的戏曲大家，写了部《冬青树》来凭吊南宋，被批评是“借古讽今”，他那个戏班子一度被查禁。
第十四位，陈宝箴，义宁人，做过湖南巡抚，办了时务学堂，帮助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被革职，乡亲们给他立了块“维新遗直”的碑，清廷却下诏“永远不再叙用”。
第十五位，张勋，奉新人，清末的提督，带着辫子军搞溥仪复辟，十二天的皇帝梦就碎了，被人讥笑是“民国第一大闹剧”，可江西同乡会馆里，却曾经偷偷挂过他那块“忠勇”的匾额，到了夜里又给摘了下来，像是在给历史打上一个欲盖弥彰的补丁。
十五个人，就是十五种撕裂的人生，有人把国家当成棋盘，有人把田园当成盾牌，还有人把自己的灵魂都当成了筹码。
他们的故乡都在同一片红土地上，可走出来的路却完全不一样，鄱阳湖的水还是一样地涨了又落，把他们的脚印一遍又一遍地抹平，又留给后来的人一片新的湿地，去种上新的稻谷，也种下新的争议。
参考文献：
1. 《宋史·王安石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2. 《明史·严嵩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3. 《晋书·隐逸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