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子口那盏昏黄的灯，明天就要灭了。
阿玲蹲在门槛上抽烟，烟灰落在她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上，像这些年攒下的所有心事，轻轻一抖就散了。
这条被外卖骑手称作“死胡同”的巷子，其实活着的时候比谁都热闹。
发廊的玻璃门上还贴着2008年的周杰伦海报，桂英的电饭煲永远咕嘟着半锅稀饭，谁路过都能舀一勺。
现在拆迁通知贴在斑驳的墙面上，红纸黑字像张牙舞爪的符咒——原来“城市更新”四个字，笔画里都是水泥搅拌机的轰鸣。
她们不是没想过逃。
阿玲试过应聘超市理货员，人家盯着她50岁的身份证笑：“阿姨，我们扫码枪您会用吗？
”桂英去家政公司登记，雇主看见她指甲缝里的染发膏就皱眉。
这些被时代拍在沙滩上的中年女人，连浪头都没来得及看清，就成了需要被“处理”的存量人口。
最讽刺的是，她们用二十年青春养大的新城区，现在连块落脚的地砖都不给留。
巷子尽头那家被误传成“红灯区”的发廊，其实连吹风机都只有一把。
阿玲给张姐洗头时，会偷偷多按两下头皮——张姐的脑瘤已经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每次化疗回来，还要强撑着给孙女煎荷包蛋。
桂英总把客人不要的矿泉水瓶攒起来，卖给废品站换创可贴。
这些被城市折叠的缝隙里，连绝望都是精打细算的。
拆迁队来的那天，王师傅的修鞋机刚修好桂英断跟的凉鞋。
这个补了三十五年鞋的男人，突然把锥子往地上一扔：“老子不搬！
当年下岗都没饿死，现在倒要睡桥洞？
”后来他们还是搬了。
王师傅的修鞋机被当成建筑垃圾运走时，轱辘上还缠着桂英的红头绳。
现在偶尔路过那片工地，能看见防护栏上挂着“智慧城市示范区”的效果图。
玻璃幕墙倒映着挖土机的履带，像给废墟化了浓妆。
阿玲有时会突然停下电动车——她总疑心听见桂英在喊她喝粥，其实那只是塔吊的钢索在风中相撞的声音。
听说隔壁市搞了个“银龄再就业”试点，给中老年女性培训做收纳师。
阿玲在手机里存了报名链接，但始终没点开。
不是不想学叠衣服，只是害怕教室的日光灯太亮，照出她藏在发根里的自卑。
就像她们年轻时躲计生检查那样，现在学会了躲摄像头——超市自助结账的机器，总把她的皱纹识别成商品条码。
巷子消失后的第三个月，张姐的孙女在作文里写：“奶奶的厨房变成了喷泉广场。
”老师给这篇《我的理想家园》打了满分。
没人知道，那个喷泉底下埋着桂英没来得及带走的电饭煲，内胆还粘着最后半勺锅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