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有人在迪化卖过羊毛棉衣，有人在轮台城外捡过野苹果。谁能想到，这小小一块天山北麓的土地，名字一变再变，命数也跟着跌宕。就说乌鲁木齐吧，咱到现在还时不时听见有人管它叫“迪化”，老人嘴里攥着旧影子，年轻人追着新名号——一座城，多少代人的心里都搁着不一样的乌鲁木齐。
先从清朝说起吧。乾隆年间，南门外刚起土墙那会儿，估计也没人知道三百年后这儿能热闹成什么样。那时的迪化，名字里带着“启迪教化”的意思，可日子哪有这么好教化？清凉的秋天，城墙外是杂草和河滩，城里多的是乌泱泱的兵和远道而来的商人。乾隆二十八年，新城在北边铺开，灰土里搅进了不少异乡人的口音。那些年，乌鲁木齐是个机关算尽的地儿——知州、都统、参赞大臣，官帽换了一茬又一茬，却都是为了守好西域门口。
我常听我外公讲迪化改名那阵子。那是1954年，冬还没走，春又搅搅地扭着脚脖子进城。外公的店在明园路头，迪化牌匾砸了下来，新乌鲁木齐的招牌挂上去，还挺隆重。但说句真心话，街坊们嘴还没来得及改口，内心里多少还有点迷糊：到底是从外边来的新气象，更是根里土生土长的老底蕴，两头拉扯，谁也不松劲儿。
往更早瞧，还得说到轮台。唐朝时，公元六百来年，庭州设下，乌鲁木齐就是轮台县了。有时候历史就是一锅热粥，瓢一瓢就能挖出个故事——轮台这个名，仿佛风里裹着兵马和屯田人的汗味。那阵子，有个老兵在城南十公里外立了个帮子，轮台城就地起了户口。后来庭州升格成北庭大都护府，乌鲁木齐一下子成了必争之地。我琢磨，当年那些屯田的汉子，大概没工夫琢磨哪个叫法，他们在荒地里种麦子，盯防着远处的烽火，一天过一天，名字什么的只是信口念念。
再往深走点。三国时期，车师人在乌鲁木齐南郊挖了口“淤赖城”。这头乌鲁木齐的老前辈，起初不过是一小块城墙和守城的哨兵。那个魏文帝派戊己校尉管着的年头，变数多得很——风吹沙滚，边城岁月就像断片的蒲苇，总有细碎不及细说的心事。很多事，就像古称一样，留在了书里也好、传说里也好，等有一天有人翻开，再默默地把它们放进记忆里。
说到“十三国之地”，就又松散点了。西汉那会儿，乌鲁木齐周边是一堆部落混居，草场分得稀松，大伙儿靠驼铃和刀子维生。汉政府在吉木萨尔附近搞屯田，不为了别的，只怕的是丝路北道上的乱。那种守着王朝边界的感觉，现在我们很难想象。毕竟，现代城市的夜灯亮得太稳了。
讲到米东区，故事就近了些。上世纪二十年代，米东还是“乾德”，听上去有那么点儿吉祥。那会儿县佐建成，三道坝成了县治，尘土早起晚落，驼铃、羊群、炊烟，不知不觉地过了一代人。很多人对“乾德”没什么情感记忆，倒是“米泉”——1953年改成这名的时候，有点水、有点田，还有点生活气息。等到2007年，好家伙，直接和昌吉的米泉市合并，摇身变成米东区。你问米东区的“米味”哪来的？大概是从那几代人的日常里，一点点渗出来的吧。
达坂城区也是闹腾。不只是地名变，人事也跟着翻新。乾隆年间建嘉德城，城外风声紧，屯田扎新营；到了民国，乡约体制说没就没，镇子又重新划了界。再后来，南泉区、达坂城区这么一通折腾，多少老人还记得鱼尔沟里野鸭子的叫声。行政区划的更名，总是隔着一纸批文，但生活里的变化，却琢磨不透。那些年、那些地，用脚走过，用汗浸过，才算是真在地名里活过。
乌鲁木齐县嘛，讲起来就更散了。在古代，这儿是准噶尔部的游牧地。马蹄扬尘，成群结队的牧民里不问县治、不识名字。乌鲁木齐县，后来的行政归属也不过是现代人的需求。你如果站在县城北边的牧场，风把语调往远处吹，很难说得清这里是哪一朝的界线、哪一代的故事。人安于土地，土地也默默看着人变来变去。
这些名字，其实就是一条条线，缠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每一个改名，每一次划界，都有人抱怨、有人赞同、有人麻木地顺着时势走。仔细琢磨，乌鲁木齐变不变名字，其实都是表面——骨子里的生活还在慢慢往前流。羊圈还是羊圈，茶馆里说笑话的还是那拨人，只是你要细细地听，能听出“淤赖城”、“轮台”、“迪化”、“嘉德城”的余音在风里飘。
我有时候会想，人怎么就那么容易被名字影响了情绪呢？也许是这些古称藏着时间的味道，一旦有人喊出来，就好像祖祖辈辈从黄土里浮现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现在的乌鲁木齐，地铁、写字楼、商场里，没人会细细地想这些名字的来头。可等夜深，街灯下闲转，风一吹，总有点什么在心头发了芽。陆离斑驳，变与不变间，都是这座城市的命数。
故事还没完，更没法讲完。就像那些地名，变了又变，还留了些没变的角落。也许哪天，再有人说起迪化、轮台、淤赖城，旧味会顺着一杯陶壶热茶飘出来，让我们这些后生，往过去里偷偷望一眼——也算是对这块土地和走过的人的一句问候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