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江北老工业区二十年的发展困局，暴露出行政合并后遗症、产业转型阵痛与环境治理顽疾的深层矛盾。
2002年大厂与六合强行合并，当年GDP占全市12%的化工重镇，如今贡献率不足3%，而辖区60%企业仍属高污染化工链。
核心问题在于行政决策未充分考虑产业特性和区域协作，就像东北老工业区"铁锈带"翻版，盲目合并导致优势产业断档、环境治理成本转嫁、居民获得感倒挂。
历史数据显示，德国鲁尔区改造历时40年耗资2600亿欧元，而南京化工园搬迁预算仅千亿且中途放弃。更荒诞的是，六合区68%财政收入依赖土地出让，却要承担大厂街道58%就业人口的安置压力。这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发展模式，导致2023年江北新区芯片产业用地审批中，六合项目因配套不足被退回19次。行政壁垒下，扬子石化等央企的研发投入仅0.3%用在本地配套企业，远低于上海化工区5.6%的协同创新比例。
对比苏州工业园区"产业新城"模式，南京错失了三次转型机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固守传统产能、2015年国家经开区扩容时土地开发失控、2020年江北新区升级时产城规划割裂。现在提出的工业旅游目标，参考首钢园区成功经验，但大厂现存11米以下的低空污染带，根本不适合开放生产线参观。环保部门监测到，工业遗址改造区域的PM2.5仍超标1.8倍，这种"带着镣铐跳舞"的转型，本质是决策机制未根本转变。
城市发展不能总让老百姓用肺叶投票。隔壁镇江十年关停213家化工厂，腾出土地发展航空航天产业，产值反增37%。建议南京建立跨江发展基金，将大厂央企15%税收留置地方，专项用于职工转岗培训。学重庆钢铁环保搬迁模式，在原厂区建设实体污染警示馆，既保存工业记忆又警醒后来者。区域合并不是万能药，关键要让产业链与民生链真正咬合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