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政府如何管理货币事务，让法定货币流通于日常经济生活，一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问题。特别是自北宋时期中国在世界上首先使用纸币之后，由于纸币既是维护政权和调节经济的重要工具，又可以通过发行纸币获取财政收益，对于政府发行和管理货币带来了更大挑战。元代到明代前中期（13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上半叶）是中国货币形态和货币制度变化最激烈的时期之一。元代在宋金时期纸币制度基础上，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单一纸币流通制度。元末纸币制度崩溃之后，明代前期政府试图重新建立以不兑现纸币为主导的货币制度，但最终归于失败。在纸币、铜钱、金银和实物商品等多种货币的竞争中，作为称量货币的白银最后胜出，成为此后500年间中国最主要的货币。中国的货币制度变迁不可避免的影响到周边国家，特别是与中原王朝关系极为密切的朝鲜半岛（高丽—朝鲜王朝）。但是朝鲜半岛的货币制度并非简单照搬模仿中原，而是采取了自身特有的演进路径。相比起早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的东西方“大分流”和东亚地区中日等国的“小分流”，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之间这种深受影响又有所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及货币变迁的“并流”，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基于史实和经济逻辑，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二、元代纸币及其对高丽货币的影响（13世纪下半叶至14世纪上半叶）
（一）元代纸币的制度史意义纸币在宋金元直至明初的货币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元代纸币在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核心地位。从货币史角度看，与以往朝代纸币相比，元代纸币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在货币形态上，首次建立了全面使用纸币的单一货币体系。宋金时期虽然官方发行纸币，但是纸币和铜钱、白银等金属货币并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金属货币为主。蒙古政权初期，贸易还是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随着经济发展，蒙古上层开始使用白银征税和支付，也沿袭发行地方性流通纸钞。如太祖二十二年(1227 年)，“以丝数印置会子”，太宗八年(1236年)，“诏印造交钞行之”，宪宗二年(1252年)，“及行楮币”。宪宗三年(1253年)，“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经用”。这些钞票名目不同、钞值不稳，只在部分地区流通弥补金属货币不足。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后，开始发行全国性流通纸钞。中统元年（1260年），元朝政府相继发行以丝为本的中统元宝交钞和以银为本的中统元宝钞，并建立起一套较为系统的纸币管理制度。中统钞改变了宋金时期纸币和钱（银）并行的做法，政府发行不定额、不分界、长期有效的纸币，金银和铜钱等金属货币都不许流通，首次建立了全面使用纸币的单一货币体系。
图1 中统元宝交钞
二是在货币本位方面，实现了从铜钱本位到白银本位的转变。货币本位指以某种货币为衡量价值的尺度，是货币制度的基础。在元代货币形态从金属货币转向单一纸币的同时，另一种更为深远的变化发生了，即货币本位的改变。宋金时期的纸币，其价值本位主要是基于铜钱，蒙元政权初期，一度以丝绢为基准发行纸币，如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以丝数印置会子”，中统元年（1260年）也曾发行丝钞。但自中统二年（1261年）起，元朝便建立起完全以白银为价值基准的纸币制度。这一转折的意义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形态变化。正如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指出：“元代给中国的币制带来一种基本的变革，就是使中国从此采用白银为价值的尺度。中国的币制，可以根据各种标准来划分阶段。例如根据铜钱的名称，是以唐代为一分水线，唐以前是用铢两货币，唐以后用宝钱。根据纸钞的采用，则以宋代为一分水线，宋以前用金属货币，宋以后亦使用纸币。但这些分别都不是基本的，因为宋以前主要的价值尺度是铜钱，两宋的交会是兑换券的性质，仍以缗文为单位。只有自元朝起，中国改用白银为价值尺度，并且逐渐发展到用白银为流通手段。”三是在对外影响方面，元代纸币开始承担“世界货币”的职能。虽然宋金时期，周边国家已经对中国纸币有所了解，但中国纸币制度本身没有受到域外影响，其对外影响也十分有限。蒙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横跨东西方的世界性帝国，尤其是中亚和西亚商人在元代经济财税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蒙元纸币最终以白银取代丝绢、铜钱作为价值本位，与当时中亚西亚国家普遍使用白银作为通货，蒙古贵族采买这些地区的货物需要以白银支付有密切关系。同时随着蒙元的扩张，纸币使用范围空前扩大，在国际贸易中承担起“世界货币”的职能。如《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派遣使者携带纸钞千锭前往为马八国求宝。汪大渊《岛夷志略》也提及在交趾、乌爹等国，元代纸币可以兑换当地通行的铜钱和银币等。当时来华旅行者和商人也对元代纸币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如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记述当时元朝的纸币是用桑树皮制成，且有专门的造币局，“既用上述之法制造此种纸币以后，用之以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写到：“中国人在交易时都使用钞币”，“每张钞币如手掌大小， 上面加盖国王的印玺”。在元朝纸币带动下，周边国家仿效发行纸币，甚至促进了雕版印刷等相关技术的传播，使得纸币真正成为一种世界性经济现象。（二）元代纸币对朝鲜半岛（高丽）的影响与局限与中原王朝相比，朝鲜半岛的货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长期处于以物易物或商品货币状态。如《后汉书》记载半岛南部的辰韩以铁块作为交易媒介，“凡诸〔贸〕易,皆以铁为货。”《三国志》也记载“辰韩国出铁，诸市买用铁，如中国用钱”。相当于中国隋唐的新罗时期，出现了铸造“金银无文钱”的记载，但这些金银制品主要是作为贵族上层馈赠、财富储藏的手段，而不具备价值尺度和交易职能。在民间，麻布和谷物是普通百姓进行商品交换的主要媒介。在高丽王朝（918—1392年）前期，中国唐宋时期铸造的铜钱开始大量流入并在高丽国内流通。高丽政府也开始仿效中国铸造铜钱。据《高丽史》记载 ,高丽肃宗二年（1097年）开始设置专门的铸钱官,1102 年开始铸造本国的“海东通宝” 铜钱。并于 1101 年铸造重达一斤的大银瓶货币，用于大宗支付和国际贸易。但总体上，铜钱和银瓶仅在上层权贵和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商人当中使用，百姓仍然以粮食、布匹等物物交换手段为主。如1124年宋朝使臣出使高丽时，记载高丽百姓“各以其所有，用以交易。无泉货之法，惟纻布、银，以准其直。至日用微物，不及匹两者，则以米计锱铢而偿之。”
图2 海东通宝
在蒙元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对朝鲜半岛影响力也空前提升。高丽一度成为元朝征东行省，高丽国内政治 、经济、文化发展也受到元朝的全面影响。据记载，在元世祖至元年间，元朝纸币（楮币）已经用于元朝与高丽的赏赐、朝贡等官方活动，如至元二十一年（高丽忠烈王十年，公元1284年 ), 高丽忠烈王赴元朝省亲,带去物品有 :“银六百三十余斤、苎布二千四百四十余匹 、楮币（纸币）一千八百余锭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朝纸币新发行至元宝钞，当年就流入高丽境内。在官方贸易方面，元贞元年(1295年)，高丽忠烈王派人“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一万四千匹,市楮币”。即以本国麻布换取元朝纸币。到高丽晚期,高丽国王甚至连年派遣官员或委托商人来华贸易，用纸钞购买中国市场的商品。如1342年，高丽忠惠王派员以“布二万匹及金银钞市于幽燕”。在民间经济往来中，高丽来华商人同样使用中国元朝的纸币进行交易结算。如高丽（朝鲜）时期的汉语教科书《老乞大》，以汉语会话的形式，描述了朝鲜商人从辽东到大都（北京）旅行、食宿、买卖货物和谈论见闻等的详细过程。在存世最早的版本《原本老乞大》（约成书于元代中后期，1340年左右）中，表示纸币的“钞”字共出现80处，另有大量专属于纸币的计量单位（张、定（锭）等）。在高丽来华商人的经济活动中，从马匹、人参、锦缎等大宗交易到草料、小吃等零星交易，都使用元代纸币（中统钞）计价结算。“两言议定， 价钱中统钞七锭， 其钱立契之日一并交足。”“如先悔约，（罚）中统钞一十两”。在其他历史文献中，也有高丽民众使用元朝纸币购买中国书籍等记载，如1314 年忠肃王派人到江南买书，“遗衍宝钞一百五十锭，使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表明元朝纸币已经在高丽对外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元朝纸币在高丽本土的流通非常有限。如《原本老乞大》中，高丽商人用元朝纸币购买中国丝织品染色加工，带回到高丽首都（王京）贩卖。“绢子一疋（匹）卖五综麻布三疋（匹），折钞三十两，绫子一疋，鸦青的卖布六疋，折钞六十两，小红的卖布五疋，折钞五十两。绵子每四两卖布一疋，折钞十两。通滚算着，除了牙税缴讲外，也觅了五利钱。”虽然高丽商人在计算跨国贸易利润时全部折算成元朝纸币，但在高丽国内实际收付的货币不是纸币，而是实物货币五综麻布（五升布）。考古发现也表明，前往高丽从事贸易的中国商船，仍然主要采取以物易物或用铜钱等金属货币支付。如1977年在韩国全罗道新安海域发现的元代沉船上，除了大量中国青白瓷器之外，还有33包铜钱(计10.6万枚)，皆为宋元铜钱，最晚的是铸于至大三年(1310)的“至大通宝”，并未发现纸币。（三）元代纸币未在高丽国内广泛流通的原因初探中国宋明时期的铜钱曾经在周边的日本、安南等国家广泛流通，高丽王朝前期也曾广泛使用中国宋代铜钱。而元代对高丽的影响力远超过其他王朝，但纸币却仅限于上层和对华贸易，不能像铜钱那样深入基层，成为高丽国内广泛使用的货币。而且直到元朝灭亡（1368年），高丽政府也未有模仿元朝发行纸币的计划。本文认为，元代纸币未成为高丽国内流通货币的原因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元朝和高丽政府均无意在高丽强力推行纸币流通。元代单一纸币流通的局面，是政府强力推行纸币，禁止金银和铜钱等金属货币流通的结果。同时发行纸币也是元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当时的高丽，虽然依附于元朝，但对于元朝而言，对于高丽的控制主要在于政治军事层面，在经济方面，元朝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厚往薄来”的原则,回赐多超过贡物所值，并未考虑在高丽推行元朝纸币获取收益。如元武宗至大元年（1309年），元朝发行至大银钞，元朝派官员到高丽宣告至大银钞使用事宜，但实际上上至大银钞几乎从未在高丽出现，贸易往来的使用仍然是中统钞和至元钞。高丽官方对华贸易中使用的元朝纸币很大一部分也是来源于元朝的官方赏赐。如元至正14年（1354年），元朝使者赐高丽王“楮币（纸币）万锭、黄金一锭、白银九锭等”。对高丽政府而言，在元朝纸钞流入之后，高丽国内虽然没有再铸造铜钱，但银瓶的铸造仍然延续。尤其是在普通民众日常交易中，碎银、粮食、布匹被广泛使用。纸币在高丽国内仍是局限于上层社会、外贸商人等特殊群体和都城附近地区的局域性货币，远未像在中国本土那样，形成单一的纸币流通环境。对高丽政府而言，可以降低银瓶的成色获取铸币税（后期的高丽银瓶由于成色持续下降，几乎成为“铜瓶”），也不必靠发行纸币获得财政上的好处。因此，纸币只是作为官方赏赐、朝贡及贸易往来的一种支付工具，而不能如元朝本土一般成为排他性法定货币。二是元代纸币持续贬值特别是进入高丽时机不当，使其难以得到民间认可。元代纸币在发行初期，是一种可兑现货币，纸币价值较为稳定。但自至元十三年（1276年)开始，元朝政府便开始脱离金银准备，大量超发纸币，严重损害了纸币信用和单一货币流通格局。终元朝一代，纸币总体上不断贬值的，这显然是不利于本土以外的民众接受。而此前少有研究注意的是，元代纸币进入高丽的时机。史料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以后，元代纸币才开始流入高丽境内，这时候的元代纸币早已是不兑现纸币。而且从元代物价史料看，至元后期（1276—1294年）正是元代物价上涨最剧烈的时期。此后，到1350年朝廷发行新钞、纸币制度趋于崩溃前，元朝的物价虽然处于高位，却是相对稳定的。甚至在元代中期（1325—1350年），还出现过物价略有下降的现象。也就是说，元代纸币进入高丽几乎是在最不好的时机，既不是早期的币值稳定可兑现时期，也不是贬值后的相对稳定时期。到了元朝后期，随着政府滥发纸币，币值急剧下降，受到市场抵制，无法维系单一纸币流通环境。至正十年（1350年），朝廷发行至正新钞，一两等于中统钞10两，并铸造铜钱，钱钞并用。至正十六年（1356年）之后，“所在州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纸币制度在中国本土都已经全面崩溃，遑论域外的高丽。同样在1356年，高丽王朝也讨论过变革币制问题，当时的主要货币当中，元朝纸币已成为废纸；铜钱长期退出流通，难以得到市场认可；官方铸造的银瓶含银量不断下降，而且过于笨重，难以在小额交易使用；民间使用的货币五升布无法分割且不耐磨损。与这些货币相比，舆论倾向于使用标注重量的银两（标银）作为法定货币。但这些设想仅仅停留在计划层面，并未付诸实施。实践表明，民众对货币的接受程度不是在于绝对价值的高低，而是相对购买力的变化。急剧贬值的纸币币值，再加上没有政府强力措施的配合，使得高丽民众难以接受这种货币。三是纸币假钞和昏烂钞兑换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相对于金属货币，纸币对防伪和流通品相的要求要高得多。元代假钞泛滥一直是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当时人记载“今天下真伪之钞，几若相半”。高丽来华商人也对假钞心存顾虑。如《原本老乞大》里高丽商人反复强调“这钞里头真假俺高丽人不识有，恁都使了记号印儿者。”“后头使不得时，俺则问牙家（中介）换”。熟悉元代纸币的来华商人都不能识别纸币真假，高丽普通民众自然更难以分辨。此外，根据元代钞法，污损后的纸钞（昏钞）可以到发行纸钞的行用库换取新钞（料钞），每两“克除工墨三分”，即付3%的兑换手续费 。而在实际操作中，掌库官吏与不法之徒勾结，或用烂钞甚至假钞兑换料钞，或对百姓兑换昏钞故意刁难压价。《原本老乞大》中也提到，官方规定昏钞兑换料钞的手续费是3%，实际上5%的手续费也兑换不到料钞，“你则要一等料钞时，每两官除工墨三分，私下五分家出工墨也倒不出料钞来。”在元朝本土范围内，兑换昏钞尚且如此“推称事故 , 刁蹬百姓, 不行依例倒换”，在没有纸币管理机构的高丽，昏钞兑换更是无从谈起，民间自然拒绝接受。三、明初和朝鲜李朝前期（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纸币实践的“相似与不似”
（一）明初和朝鲜李朝前期的纸币实践元末战乱结束，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权之后，面临重建货币体系的问题。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开始铸造洪武通宝铜钱。洪武八年（1375年），开始发行大明宝钞纸币，规定宝钞1贯等于白银1两或铜钱1000文。市场交易只能使用宝钞与铜钱，不准使用金银。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太祖朱元璋进一步下令禁止铜钱流通，试图模仿元朝建立单一纸币流通的货币制度，宝钞一度成为国家唯一法定货币。但由于大明宝钞是一种不兑现纸币，政府发行宝钞没有准备金，也没有流通期限和和发行数量限制。纸币的流通完全依靠政府强制，因此，宝钞流通不久就严重贬值。为提升纸币地位，政府下令重罚民间金银交易，如宣德三年（1429年）规定“凡交易银一钱者，买者卖者皆罚钞一千贯，一两者罚钞一万贯”，同时政府通过增税等方式扩大纸币回笼，但仍然无法阻止纸币持续贬值。为避免财富缩水，民间不惜违背法律使用金银。到正统元年( 1436年) ，宝钞与白银的比价已经从洪武初期的1（贯）：1（两）贬值到了1000：1以上。明代政府为填补货币空缺，不得不放弃之前的银钱禁令。正统元年（1436 年），政府发布折银令，取消白银流通禁令，赋税可折成银两，白银正式回归官方货币之列。宝钞虽然一直没有取消，但实际上已经退出了主流货币，仅作为一种财税征收媒介和赏赐礼仪手段存在。几乎与明朝推行纸币同时，朝鲜半岛也开始筹划发行纸币。根据朝鲜李朝《万机要览》记载：“我国（朝鲜）罕铜产，不便于用钱。高丽时，或用铁钱，或用银瓶，或用蒙元所颁宝钞（至元钞、中统钞），或用楮币，我朝（李朝）初，仍（高）丽制，用楮币。”即朝鲜半岛使用楮币（纸币），始于高丽王朝末期。据记载，高丽恭让王三年（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政府新设负责印制楮币（纸币）的资赡楮币库，开始计划印制纸币。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金属资源不足，无法生产大批量的铜钱或银瓶，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财政需求。但随后1392年，实际控制高丽政权的权臣李成桂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朝鲜。已经印制好的楮币和印刷楮币的雕版均被销毁，纸币发行计划被迫中断。在朝鲜太祖李成桂在位时期（1392—1398年），整顿币制一事被暂时搁置。这一阶段，市面上流通的主要货币为高丽王朝的存量货币，如碎银、标银、银瓶等。在日常交换中，百姓仍用米、布等实物货币。到朝鲜太宗时期，又启动了纸币发行计划，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楮币的初发行阶段（1401—1409年）。太宗元年（公元1401年），政府设立司赡署，管理楮币的印刷发行。然而，由于当时的百姓缺乏对纸币的了解，褚币无法达到预期的使用。太宗二年（1402年），政府放宽了楮币使用政策，允许百姓在日常交易中同时使用五升布。朝廷上停止流通楮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最终，太宗三年（1403年），下令废除司赡署并停止流通楮币。第二次发行阶段（1410—1415年）。由于楮币相对于实物布币流通更为便利，加之政府发行楮币有利可图。太宗十年（1410年），政府重新发行楮币；同年，楮币复用法出台，规定褚币作为法定流通货币，可以和粗布共同使用；同年，粗布停止流通，楮币再次成为国家唯一的法定货币。楮币的衰微和废止阶段（1415—1425年）。尽管政府推行一系列强制措施促进新币的流通，但收效甚微，市场上甚至还出现楮币无法换购米谷的局面。太宗十六年（1416），司赡署停止发行新钞。朝鲜世宗二年（1420年），户曹制定楮币兴用法，延续太宗时期币制，继续使用楮币。到世宗四年（1422年），民间交易仍然使用布匹，国家只能强行将楮币运用到税收、纳贡等方面。到世宗五年（1423年），政府放宽强制使用楮币的规定，民间交易可以遵循便利的原则自行选择货币，随后楮币市场价值暴跌，政府最终决定模仿中国“开元通宝”铜钱，改铸"朝鲜通宝"。世宗六年（1424年），政府出台铜钱贯作法，次年，宣布楮币停止流通。
图3 朝鲜通宝
（二）明初和李朝前期：两场相似的“纸币失败”明初和朝鲜王朝前期的纸币实践，几乎同时付诸实施，又几乎同时归于失败。相比以往朝代，这两次纸币实践还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纸币实际流通时间短。明朝从洪武八年（1375年）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到正统元年（1436年）折银令，朝廷放弃宝钞主流货币地位，此后宝钞只作为礼仪性货币存在。明朝纸币实际只流通了60多年。相较于宋、金、元三个使用纸币的朝代，明朝纸币的寿命是最短的。朝鲜李朝从太宗元年（1401）制定楮币法到世宗七年（1425）废除楮币流通，前后不过20多年，中间还有废止和复用，实际流通时间仅有10多年。相对于王朝本身的超长寿命（明朝近300年，李朝500多年），纸币的流通时间几乎只占了一个零头。
图4 大明宝钞
二是纸币失败是单纯的“货币失败”，而非“国家失败”。此前宋金元等王朝的纸币政策失败均处于王朝统治末期，政府入不敷出，为解决财政困难滥发纸币，最终导致物价失控，民众拒绝使用纸币。即纸币失败首先基于财政失败，是国家治理失败的一部分。而明朝初年的洪武-永乐时期以及朝鲜王朝的太宗时期，国家正处于上升时期，国力强盛，财政总体健康。纸币失败后也没有造成财政和国家治理的崩坏。即纸币失败并非是财政失败或国家失败的延续，而是单纯的货币制度失败。三是从后续历史看，这两次发钞成为两国在近代以前使用纸币的绝响。从人类货币发展史看，从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再到纸币，几乎是货币发展的通例。即使某种纸币因为战乱或滥发等原因崩溃，等到经济恢复或政权更迭后，很快又会出现新的替代纸币。此前南宋、金、元历朝纸币崩溃之后，新继任的统治者很快就重新设计方案，推出新的纸币。而明初宝钞退出流通之后，虽然朝野不断有重新发钞的提议，却从未真正付诸实践。中国重新流通纸币要等到19世纪末，在华的外商银行与清政府的官办银行相继发行纸币，距离第一个纸币周期的结束已有400多年。在朝鲜李朝，由于铜钱流通不畅和朝鲜国内长期禁止白银使用，朝野仍不时出现恢复楮币行用的呼声。如世宗二十七年（1445年），朝廷宣布楮币复用。文宗元年（1450年），将楮币用于朝廷各司的经费开支。但在总体上，这些楮币类似于明代中后期的宝钞，仅作为财税征收媒介和赏赐礼仪手段存在，对民间实际交易的影响有限。朝鲜半岛重新流通纸币则是甲午战争后日本银行机构在朝鲜发行的银行券，距离世宗初年废除楮币同样长达400多年。（三）相似的失败表现和不一样的失败原因前文总结了明初和李朝前期纸币实践及失败的相似性，由此也带来一个问题：为何在国家处于上升期的明朝初年和朝鲜李朝前期，政府推进纸币的努力会迅速失败，而且成为此后数百年间纸币实践的绝响？由于明初和李朝前期纸币制度设计、具体发行管理情况等并没有完整的历史资料留存，只能基于《明实录》《朝鲜李朝实录》零星记载和各类方志、笔记、契约文书等史料进行推断。对于明朝纸币失败原因，学术界已经有丰富研究成果，韩国学者也对李朝前期纸币有过深入分析。本文仅从政府施政和货币供求的视角，分析这两场相似的失败及其背后不一样的原因。第一，明朝政府发行宝钞只考虑自身财政利益，不考虑市场需求，最终败于滥发和缺乏回收机制。元代末年纸币崩溃直至退回到物物交换，无疑给明初统治者和民众都留下深刻印象。朱元璋早在割据时期的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即开始铸造铜钱，而发行纸币则在统一中原7年之后的洪武八年（1375年），铸钱与发钞相隔10多年，显示出统治者对发行纸币非常慎重。但这种慎重并未体现为可兑现和严格的发行约束。宝钞从一开始就是无准备发行、无兑换安排、无数量控制、无制度配套的“四无”纸币，完全以法令强制推行，人民拿到宝钞只能用来纳税，不能向政府兑换金属货币。从明初纸币发行量看，印钞量最高的洪武十八年造钞接近700万锭（钞五贯为一锭），洪武时期其他造钞年份也在每年400万锭以上。从纸币实际投放看，明初宝钞常规支出约为每年180万锭，军费、赈灾、皇帝赏赐等临时开支更多，洪武23年的临时支钞达1520万锭，而同期每年政府通过税收等渠道回收钞票不过400多万锭。即当年净投放纸币超过1000万锭。如按官方比价（1锭钞=5贯钱=5两白银）计算，1000万锭纸币相当于5000万贯铜钱或5000万两白银，而明初全社会的白银存量也不过在1亿两左右，显然市场根本不足以吸纳如此巨量的纸币。与此同时，明朝政府并没有为宝钞提供合理的回流渠道。明代前期的财政运作亦被称之为洪武型体制，主要依赖于实物和劳役支持，征收宝钞的比例很低。滥发无度和缺乏回收机制的宝钞，大幅贬值自然难以避免。第二，朝鲜李朝政府发行楮币兼顾到政府主导与市场需求，但败于政策反复无常、缺乏定力。与明朝相比，朝鲜太宗时期发行楮币主要不是出于财政动机，而是针对当时朝鲜国内，银瓶、碎银、布匹、谷物等多种货币并存的乱象，政府基于 “利权在上” 的思想，打算通过发行楮币加强经济控制权。从发行量看，根据韩国学者田寿炳等计算，朝鲜太宗发行楮币时期每年投放约5.5万张（约合数万石米谷），与明朝洪武后期每年发行宝钞数百万锭（官价1锭钞折合2石米）有天壤之别，即使考虑到两国体量差异，朝鲜发钞规模仍然远小于明朝。在楮币回收方面，除了类似明朝宝钞的纳税用途之外，为了扩大楮币使用范围，政府宣布楮币可用于支付俸禄、购买国库米谷乃至官营的鱼肉等，即将纸币与实物商品挂钩。同时用楮币兑换民间的五升布，将民众手中的布币收归国家。“使人人皆可以得楮货，然后定期限禁用布可也”。但与此同时，货币政策频繁多变、反复无常成为朝鲜民众接受纸币的主要障碍。如朝鲜太宗为推广楮币，采取楮币兑换市场布币的政策，如果保持稳定兑换，显然对稳定纸币价值有极大帮助。而在实际操作中，政府首先按楮币与布币1：4的比率兑换，效果不佳，于是改成以1：1比率兑换，效果显著，很快收回两万多匹布，政府又认为回收价太高，最后以楮币与布币1：3比率兑换。再如朝鲜太宗十五年（1415年）政府由于楮币流通不畅，开始铸造铜钱，并宣布新铸铜钱与楮币并行，但五日之后，政府又叫停了铜钱铸造。这样频繁更改政策看起来顾及市场反映，但却严重损害了政府威信，使得民众不敢长期持有楮币。当时官员也对这种朝令夕改、缺乏定力的做法颇有怨言，如大臣河仑即表示“钞法之行，出自宸衷（皇帝），谋及百官，皆可然后定之，不可轻改。”“钞法之有利公私，非传闻之事也，中国已行之，臣等之所目睹也。何可以一二臣之言，轻变国家之成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