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壁村，地处巍峨的太行之巅。抗日烽火燃遍全国时，这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曾是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内陈列的《八路军总部行动路线示意图》显示，自1937年9月到1945年8月，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转战山西，停留过的地方有60多处，曾四进砖壁。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陈列的《八路军总部行军路线示意图》。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梁晓飞摄为何入驻砖壁？又为何离开？尽管《朱德年谱》《彭德怀年谱》等史料中并未明确提及，但八路军“避水而居”的故事，在砖壁村口耳相传了一代又一代。
记者沿着八路军总部的足迹，行走在太行山上，钩沉这段散落民间的记忆，从中探寻抗战胜利的红色密码。跃马太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很快引起侵华日军注意。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中，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1938年的情报记录显示，“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尤其皇军威力未曾达到的山西北部及连结太行山脉的山岳地带，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及于华北全区。”
太行山脉峰峦起伏，山高路险，日军的机械化装备难以发挥优势。跃马太行，向东可控河北、山东，向西同太岳山相接，向北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邻，中间的盆地是富饶之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朱德传（修订本）》显示，在1938年3月以后的两年多时间，八路军总部一直移动在太行山间，利用千沟万壑的地形，发动群众，坚持抗战。
八路军总部转战路线上的山川风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梁晓飞摄据《华北治安战》记载，自1938年12月至1940年3月，侵华日军在华北先后发起18次“作战”，企图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其中，1939年6月10日至8月25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动“一号作战”，目标就是“歼灭盘踞在山西省东南部的中央军及朱德的共军，突破其坚固阵地，克服地形的困难，歼灭所在之敌”。
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研究员田酉如说，这次所谓“作战”，就是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起的“第二次九路围攻”，调集的兵力达十三四万。此时，日本侵略军已占领广州、武汉，回师华北，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扫荡”，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也加紧制造摩擦。
1939年6月底，八路军总部得到日军将组织大规模兵力进行“扫荡”的情报后，朱德、彭德怀立即下令一二九师组织反“扫荡”。7月3日，日军5万余人从同蒲、正太、平汉、道清等铁路线上向晋东南进犯，意在分割和缩小八路军的机动范围，突袭总部首脑机关。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号召。此前一天，为避敌锋芒，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从驻扎了半年多时间的潞城县北村出发，向武乡县砖壁村转移。进驻砖壁
沿着82年前的转移路线，记者驱车一天走完全程。一路上，有陡峭高山，也有山间河流，沿途绿意盎然，流水淙淙，一个个小山村摘掉了世代贫困的帽子，呈现振兴新景。
然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条穿梭于崇山峻岭中的转移路线并不好走。据山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郝雪廷研究，当时正值雨季，队伍到达黎城县河南村时，遇到上游暴雨，浊漳河陡涨。派出的侦察人员来报，尾追的日军已经进至黎城县西北的柏岭、上遥一带，与总部相距不足10华里，不远处传来的枪炮声清晰可辨。
敌军临近，唯一出路只有渡过浊漳河。浊漳河发源于太行山，是海河流域水系。河南村紧临浊漳河，在村民的引导下，记者找到了当年渡河的地点。如今，数十米宽的河道上已建好堤坝，水位低时可沿堤步行而过。记者到达时，刚下过雨，河水湍急，漫堤而过。村民说，前些年垦荒占用了部分河道，当年的河道比现在要宽。
山西省黎城县河南村，村民指引的当年八路军横渡浊漳河的地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梁晓飞摄八路军到达砖壁村已是深夜，为了不惊动老乡，部队就在村子北边的一座破庙旁宿营。第二天，战士们把庙宇简单整修了一下，总部就搬了进去。
在烽烟滚滚的抗日战争期间，类似的紧急时刻并不罕见。《朱德年谱》对此仅有一句记载：“（1939年）7月15日 与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突破漳河，摆脱日军的包围，抵达武乡县砖壁村。”
位于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的八路军总部旧址纪念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许雄摄
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边的深沟。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许雄摄郝雪廷说，这里地势险要，是一个易守难攻、便于隐蔽的战略要地，一旦遇到危险，不仅便于防守，而且便于撤退。村东南的小松山松柏丛生，在此设置岗哨，周围数十里尽收眼底。
“八路军来咱砖壁，是因为地形好，光靠手榴弹就能防守一阵，还能向深山里转移。”肖江河老人说，那时他还是儿童团员，不明白这么好的地形为什么留不住八路军。
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为后辈讲述抗战历史的肖江河老人。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许雄摄砖壁村党支部书记李文军说，这里海拔1300多米，自古缺水，祖祖辈辈只能修旱井贮存雨水，村民称之为“水窖”。过去一户一口旱井，全靠老天爷下雨流满，吃完了要等第二年夏天再下雨。
《武乡县志》记载：“本县十年九旱，县境四周的中、低山区地表水少，地下水深，历代人畜缺水严重。”缺水村庄流传着这样的民谚：“冬天吃冰雪，夏天喝泥汤。雨季檐下摆满罐，洗碗水常倒顿用。带上干粮洗衣裳，一年四季为水忙。倘若客人来家住，舍米舍面不舍汤。”这种严重缺水的状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改变。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到来后，数百口人的吃水就成了问题。朱德带领指战员利用空闲时间在砖壁村打水井3眼、旱井6眼、挖旱池1个，筑拦洪蓄水坝3条……
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旧址院内的水井。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许雄摄然而，1939年夏季，当地遭遇大旱，新修的吃水工程没能蓄上水，村民旱井的水位也开始下降。“到了农历九月，朱德算过，如果总部继续留在砖壁，来年开春村民吃水就很困难了。”肖江河说，为了不和村民争水吃，总部移驻王家峪，直到第二年重回砖壁，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总部四次进驻砖壁，第一次进驻没有被日军发现，当时离开砖壁的直接原因，的确是缺水。”郝雪廷说，王家峪村地处沟底，军民吃水不愁，交通便利，但山沟入口一旦被堵，就是灭顶之灾，只能靠山岗上的哨兵及时报信，有时为了掩护总部撤退，战斗部队还要进行艰苦的阻击战。“为了不增加人民生活的苦和难，八路军总部甘涉险境，这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在为谁而战。”郝雪廷说，总部的电波和各个战场息息相通，太行山的脉搏与延安的脉搏按同一节律跳动。人民战争
“他们一进入村庄就采取各种方式帮助村民，如帮助收割，把马匹借给村民并与他们一起翻地，打扫房子，清扫道路……他们的口号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因此，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人走水缸满。要知道，华北农村缺水，一个村庄只有一两口井，从很深很深的水井里打水，挑到家里，是项非常辛苦的劳动。”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城野宏撰写的《日俘“残留”山西始末》（原题《山西独立战记》）一书，在反思日军战败时写道：“通过这次战争，使我深感如此与群众打成一片，并得到群众支持的军队，是多么有力而强大，而没有这种支持，是何等的软弱！”
“进门什么也不干，先打扫卫生、打水、剜草，吃住都不允许进家里，吃饭的碗也不能随便用老百姓的。晚上排长一吹哨，就赶紧在院子里团着睡觉。”回想起牺牲的乡亲和战友，武乡县91岁的老八路赵庆怀哽咽不已。
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的八路军总部旧址纪念馆院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许雄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英勇杀敌，取得巨大战绩的同时，自身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1940年4月，八路军已由开赴抗日前线时的4.6万人，发展到39万余人。1940年6月，朱德在延安干部会议作《华北抗战的总结》报告时，总结了取得不断胜利的十个原因，其中就包括“有中国共产党作为部队和前方领导中坚”，做到了“军民一致”“官民一致”，和群众结成了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第一代讲解员崔韶光说，除了总部“避水而居”外，这里还流传着柿子训令（禁止士兵摘柿子）、树叶训令（禁止士兵摘榆钱）、野菜训令（禁止士兵摘村庄周围的野菜）等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陈列的展品。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梁晓飞摄“这些看似都是小事，时间久了还可能被淡忘，但串联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越战越强、不断胜利的最好注脚。”崔韶光说。拜谒黄崖洞
黄崖洞位于山西省黎城县西北部赤峪沟西端的群峦叠嶂之中，距县城45公里，与武乡、左权两县相邻，因这里的悬崖陡壁皆为黄色，东崖半空有一天然石洞而得名。黄崖洞主峰海拔1600多米，壁立千仞，陡崖崛起，山溪空谷，绿树葱茏。
山西省黎城县黄崖洞镇的太行山秋色。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我们沿着崎岖陡峭的山道向上攀登。硬红石英砂岩自然形成山岳，大自然鬼斧神工将其劈出一道峡谷，峭壁连绵数十公里，蔚为壮观。每一道山崖如刀削，每一道峭壁如斧劈，左崖如剑，右峰似刀。
黄崖洞 作者供图在朱德、彭德怀的关怀支持下，兵工厂的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1940年，兵工厂先后研制、生产出五五式步枪和八一式步枪及一大批各式各样的地雷。1941年初，又研制、生产出五○炮及其炮弹。从1941年1月到11月，黄崖洞兵工厂共生产五○炮800多门，炮弹2万多发。这批武器运往前线后，有效地增强了八路军的战斗火力。朱德总司令曾将该兵工厂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因为黄崖洞兵工厂是昼夜生产，一到半夜，灯火通明，机声隆隆，当时采用蒸汽发电，所以黄崖洞兵工厂还被称为“太行山上的小天津”。
1941年11月，侵华日军为捣毁黄崖洞兵工厂，集结重兵、大举进攻黄崖洞，出动7000多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等掩护下，从南到北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黄崖洞保卫战爆发。在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直接领导下，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以少胜多，歼敌千余人。黄崖洞保卫战粉碎了华北日军妄图摧毁八路军军工生产的阴谋，在此后将近5年的时间里，大山深处的黄崖洞兵工厂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图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 新华社发走在山间的丛林小路上，黄崖洞红色旅游开发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杨雯介绍，在黄崖洞保卫战中，七连一班班长马兴国身负重伤，两眼全都被敌人的炮弹片炸瞎了。但他仍对战士们喊：我们人在阵地在，一定要把敌人消灭在黄崖洞前。他毙伤30多个敌人，最终不幸中弹牺牲。
当战斗打到最后，七连阵地上只剩下一位司号员崔振芳。整整7天7夜，他孤身战斗在陡崖上，居高临下，投出了100多枚手榴弹，炸死敌兵数百人。最终，所有的手榴弹都投尽了，人也累得爬不起来了。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增援部队赶到的呼喊，用尽全身力气，刚站直身体准备迎接战友，不料却被一块炮弹崩起的石块击中了喉咙，顿时血流如注……小号兵倒下了，牺牲时年仅17岁。与他相伴的只有那把心爱的军号。冲上来救援的战士，噙着泪水捡起这把军号揣在怀里，振臂高喊“为崔振芳报仇，一定要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愤怒的炸弹带着战士们满腔的仇恨飞向了敌群，爆炸声伴着巨大的气浪，整个山谷地动山摇。战后为了纪念这位司号员，特意为他建造了一尊雕像。
小号手崔振芳烈士塑像 作者供图1942年9月，为纪念在黄崖洞保卫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山中修建了一座烈士陵园，一尊7米高的纪念碑伫立在陵园中央，碑文上刻着44位烈士的英名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撰写的碑文。黎城县委办公室主任岳保国告诉我们，这些牺牲烈士都很年轻，其中大多数人的生命在20多岁时便戛然而止。抬头看看湛蓝的天空，山鹰在山顶盘旋，时而缓缓停翅，时而展翅飞翔。在前往黄崖洞的小路上，我们遇到了77岁的守陵人赵乃堂。他一头白发，面带笑容，和蔼可亲。赵乃堂的父亲赵连忠参加过黄崖洞保卫战，父亲兄弟4人中，就有3位在黄崖洞兵工厂工作过。
守陵人赵乃堂 作者供图赵乃堂从未成家，无儿无女，独自一人在黄崖洞守护烈士陵园。“我以陵园为家，我这一辈子都要在这里，好好陪着英雄的八路军。”
来 源/《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